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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生产是指为了维持和延续人类自身而进行的生产，即现有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新增人口的生命生产与再生产。
社会生产实际上有两种生产同时进行着：一种是一般产品的生产，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物品；另一种是特殊产品的生产，生产出形形色色的人口。像物质生产一样，人口生产也需要经过一定的生产过程，也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质财富，但它毕竟是一种出产“活人”的生产，与物质生产相比，其自身有不少特殊之处：
1、人口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一男一女组成了家庭，便具备了人口生产的基本条件，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安排生产。因此，人口生产比物质生产更少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随意性，社会要对其进行控制和调节，也具有更大的难度。
2、人口生产是活的生命的生产，其过程具有不可间断性，其产品具有不可破坏性。
人口一旦生产出来，便具有了社会和法律赋予的生存权力，无论其黑白俊丑、高矮胖瘦、健康残疾，也无论其作为劳动力是否为社会所需要，都既不能像对待物质生产那样随时中断，也不能像对待物质产品那样报废、回炉。因此，对人口生产只能采取事前的控制而不能实行事后的调节，从而具有更强的计划性要求。
3、人口生产具有较长的再生产周期。
一个人自出生到成为一个能够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大体要经过18年的时间，其生存时间更是长达六七十年。在人的整个生存期间，无论其处于作为一个劳动者之前、之中或之后，也无论其在作为一个劳动者期间是否有“用武之地”，能否现实地参加社会财富的创造，都不能像对待机器设备那样用着了就通电、就加油、就供料，用不着就断电、就断油、就断料，而必须不间断地保证其吃穿住用行需要。因此，人口的生产过剩比物质产品的生产过剩更可怕，对人口生产不足或剩余的调节采用“临急抱佛脚”的方式是无效的，必须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有几十年的提前期。
4、人口生产具有较大的惯性。
人口生产除了要受到来自于外界的物质和社会因素的限制之外，还要受到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制约。在长期递增的人口形势下，即使妇女生育率降到自然更替水平（每个妇女一生生育2.1个孩子），整个社会的人口仍将保持一段增长时期；在长期递减的人口形势下，即使加大人口的出生规模，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扭亏为盈”的。因此，对人口的调节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功效也不是短时间便能显现的，急于求成是不现实的。
人口生产的规模、速度，与物质生产的水平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相关联系。这种相关性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的：
1、在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很低的阶段，人口生产处于一种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并存的状态，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产品生产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于生存条件的极度恶劣，人们连简单的维持自己的生活都感到困难，因而在主观上不敢生育过多的孩子，人口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严重不足，婴儿的死亡率很高，人们的平均寿命很低，在客观上抵消了高出生率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导致整个社会人口增长速度的缓慢，甚至一定时期内的减少。在中国历史上，18世纪之前几百万年的时间，人口的增加总是缓慢的。公元前2100年的夏禹时期，神州大地就生活着1355万人，经过两千多年，到公元2年西汉平帝时期才增加到5959万人，又经一千多年，到明末清初才突破1亿人口。而且，每到战争和灾荒之年，人口还往往急剧减少，出现一片片荒野千里的“无人区”。
2、在物质生产发展水平较高但不很高的阶段，人口生产处于一种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并存的状态，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陡然增高。
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一阶段，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已足以满足人们生儿育女的起码需要，人们从心理上敢于多生养几个孩子；一方面，社会技术水平还不很高，社会生产还主要处在劳动密集型的状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将一个孩子养成一个劳动力又不必花费太多的哺养和教育费用，人们从心理上也愿意多生养几个孩子；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保障相对滞后，人们的生老病死还不能无所顾虑地依靠社会解决，又使人们心理上不得不有多生养几个孩子“养儿防老”的准备。这样，人口生产的积极性便高涨起来。同时，经济的发展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的医疗卫生条件，婴儿的死亡率大降，平均寿命大增，导致出生率大大高于死亡率，全球人口便明显地多起来。在中国，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从18世纪开始，人口增速明显的快起来：1765年达到了2亿，1790年突破了3亿，1834年超过了4亿，近些年更是增长神速，仅建国后就净增近7亿人。在全球，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水平相对落后的非洲，人口的增长幅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1989年年平均出生率达45‰，不少国家超过了50‰，自然增长率也有近30‰之高。
3、在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很高的阶段，人口生产处于一种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并存的状态，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渐渐降下来。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的高水平，物质生产的发展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进入到了技术密集型阶段，对劳动力量的需求相对减少，质的要求明显提高。这样，人们一方面担心孩子长大后找不到理想的职业，一方面又为日益增多的哺养和教育费用而担忧，生儿育女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妇女走出了家门，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更多地追求自身幸福和价值的实现，生儿育女的渴望大打折扣；同时，经济的发达带来了社会保障的可靠，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大打折扣。这样，虽然婴儿的死亡率降得很低很低，人均寿命变得很高很高，整个社会的人口增长却日渐减缓。近些年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大都降到了15‰左右，自然增长率更是降到了6‰的低水平，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