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ing,S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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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有几个社会心理概念直接间接地涉及到了生活质量的有关方面, 这些概念包括自尊、抑郁、控制源及疏离感。但按照重要性来说, 只有生活满意感和快乐感对个人具有最基本的影响作用。在不同的领域里,人们所使用的术语不同幸福、高兴、快乐、充实、自我实现感、成就感等等。这些术语含义有一定重叠, 但并不完全相同。对幸福感的研究也已涉及人们对幸福感的看法、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方式、影响人们获得幸福感的因素等领域。对幸福的理解, 有多种看法, 归纳起来, 大致有以下三种。
这种标准认为幸福是建立在观察者的价值体系和标准之上, 而不是被观察者的自我判断。如Coan认为, 拥有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就是快乐, 并不考虑主观状态。Aristotle将“ 价值”看作判断标准, Ttarkiewica则将“ 成功”作为标准。因此, 许多人只要看到别人拥有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或者某方面取得了成功, 就说他是一个幸福的人。这样, 一个人在不同的评价者眼中, 其幸福程度是不同的。实际上, 古代的哲学家就是以他们自己认定的标准来评价别人幸福的。如两千多年前,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把幸福和智慧联系在一起,认为幸福是由智慧和知识决定的。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则认为幸福只不过是“ 善”的理念, 人们只有摆脱现实世界, 才能进人幸福的理念世界中去。我认为, 这种看法只注意了幸福的外在方面, 而忽略了幸福的内在体验, 纯粹将幸福作为一种观念来认识, 具有一种片面性。
这种标准认为幸福等于各种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的简单相加(Bvudburn,1969)。这种标准侧重情绪体验的成份。东方和西方许多哲学家普遍持有此看法。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 仅仅把肉体快乐看成是一种幸福是错误的” 。德漠克利特认为“ 给人幸福的不是身体上的好处, 也不是财富, 而是正直和谨慎。”伊壁鸿鲁进一步指出“ 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 我们的一切取舍都是从快乐出发,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得到快乐” , “ 幸福是一种快乐的体验”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说“ 学而时习之, 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悦乎”又说“ 父母双全,兄弟无故, 一乐也仰不愧于人, 俯不作于人, 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三乐也”这里的“ 乐”与“ 悦”就是情感的满意状态。我认为, 这种看法与前一种看法有殊途同归之处, 虽然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体验成份, 但最终仍然将幸福更多地视为一种观念, 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这种标准认为幸福是依据行动者自己界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一种整体评价Shin和Johuson1978), 1976年, Andrews和Wihey研究发现, 在实际生活中, 99%以上的人所做的都是这种主观性的对生活的评价。这种概念就属于主观幸福感的范畴。我认为, 这种看法就比前两种看法要全面些, 更接近主观幸福感的本质。对于主观幸福感, 我们可以这样下定义它是以行动者自己界定的标准, 对其生活质量的主观的整体评价。
自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经济迅猛发展。2004年全球GDP总量将近56万亿美元,相当于1820年的66倍,仅2000年的全球新增产值就相当于1900年全球经济总量的2倍。
全球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人文发展状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以美国和中国为例,在1960～2000年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3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下降到3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呈持续上涨状态,而国民幸福指数却先升后降,从1990年的6.64上升到1995年的7.08,到2001年又降至6.60。尽管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却未持续增加。
GDP的快速增长不能有效地促进幸福感的提升。而且,GDP作为一个地区一年创造的经济财富总量,其指标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既不能反映创造财富的社会成本,也不能显示人们的幸福状况。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而是舒心畅意的全面幸福生活。因此,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
根据上述定义,可以发现,主观幸福感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1)主观性,根据自己设定的标准进行评价,而非他人的标准,或者调查设定的标准;
(2)整体性,生活质量是由家庭、婚姻、工作、学习等多因素构成,因此测量幸福时人们需要对多个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3)相对稳定性,通过对目标人群进行追踪调查,测量人们的长期幸福感时,Diener等人发现了主观幸福感的第三个特点。
从短期来看,主观幸福感是时刻变化的;但是长期测量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者环境的改变而发生重大变化。尽管个体遇到突发事件会产生情绪波动,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将自动回复到个体幸福感的基准水平。因此,主观幸福感是平稳波动的。
1. 社会环境对SWB的影响:处于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会将所在社会特有的文化特征内化为自身观念,因而在评估SWB时,也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产生差异。根据人们体验幸福感的信息来源不同,可将社会文化分为个人取向文化和集体取向文化。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平衡之间的相关在前者中比后者明显。在个人取向的文化中(如欧美国家) ,个人较注重自身的主观体验,倾向于区分自己与他人,直接表达个人态度和内心感受的行为受到鼓励,和自我相关的情感如自尊,与SWB关系尤其紧密。而在集体取向的文化中(如中国的传统文化) ,个体必须和外界社会规则保持一致,个人的主要目的不是区分自己与他人,而是与他人保持和谐一致,个人理想往往是所属群体的理想,个人的感觉、情绪、思想不被看作行为的决定因素、因而在集体取向的文化中,有关自我的情感取向对决定生活满意度显得不那么重要。许淑莲等运用Ruff心理幸福感量表研究发现,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的生活目的、自我接受水平低,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集体取向文化和中庸文化有关。
经济也是人们关注的影响SWB 的一项因素。就个人而言,收入的状况与SWB没有必然联系。当收入发生变化,可能引起SWB暂时的升高或降低,尤其当收入不能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时, SWB会降低。但从整个时间维度来看,个体可逐渐适应新的收入等级,从而削弱收入变化对SWB 的影响。对于老人而言,亦有一些研究认为,老人的收入水平与SWB中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呈正相关关系,或仅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一个独立因素。这可能是因为老人丧失工作能力、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收入多少与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关系密切,因而收入水平对SWB的影响也较其他年龄阶段显著。就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发展与国民的SWB水平是否存在相关性,目前的研究还缺乏肯定的结果。Diener和Suh[ 8 ]报告了从1946年到1990年SWB的变化趋势,尽管在此期间,法国、日本、美国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但SWB却没有任何增长。
2. 工作学习对SWB的影响:工作学习是大多数人从青少年时期到退休前的主要任务。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工作学习对SWB的影响不同。Katja等对芬兰中学生的调查发现,在学校获得的满足和愉快是影响中学生SWB的重要因素之一。
反之,在学校中的挫折失意是引起中学生,尤其是女中学生,不幸福感觉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在学校中的感受并不只来源于学业一方面,学校的客观环境、校园内外良好的人际关系等因素也对SWB产生影响。对于青年人,工作学习的负荷量和从工作学习中获得的满意情绪,都与SWB呈现出正性相关。
中年人在工作学习上的负荷量依然与SWB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从工作学习中获得的满意情绪不再是影响SWB 的重要因素。对于临近退休年龄或已经退休的老人来说,工作和学习不再对SWB产生重要影响。
3. 家庭环境对SWB的影响:从对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他们的满意感或不幸福的感觉与他们所体会到的家庭气氛相关。
家庭的稳定、成员间的相互关怀、没有明显的家庭矛盾是青少年总体满意度的预期因素。而青少年体会到的家庭结构松散、父母关系欠佳和严重的家庭矛盾,都是他们产生不幸福感觉的预期因素。周建初等人将不良的家庭气氛视为一种持续性应激性生活事件。家庭气氛对幸福感的影响是从属于婚姻质量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婚姻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也是影响SWB的一项因素。美国、加拿大、挪威和其他国际性研究都得到同一结论:婚姻和SWB之间有积极的联系。一些大范围的观察显示结婚的人比未婚、离婚、分居、独居的人幸福感要大一些。调查研究认为婚姻具有一些有益的影响,如能减轻生活困境、得到情感和经济支持,所以婚姻能产生积极的幸福感。在集体取向的文化中,社会对婚姻的认可程度高,所以结婚的人获得的积极情感多。而在个人取向的文化中,已婚者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不一定高于未婚同居者,这可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未婚同居和婚姻破裂的现象较为普遍的原因。
虽然上文分析了环境因素对SWB的影响,但近30年来的研究进展均表明:外在的因素只能解释SWB变化很少的一部分。现代SWB理论的中心概念是适应或习惯化,即人们对重复出现的刺激反应减少减弱,对刺激的认识和刺激对生活的影响重新建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良性和恶性事件,使自身不是总处在狂喜或绝望的状态中。人的情绪系统对新的生活事件反应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应会逐渐减弱。这种理论较好的解释了生活事件对SWB的影响较小的原因[。
遗传率的基因2行为研究为遗传因素与SWB的相关性,提供了有力证据。Braungan等运用收养和双生子研究发现, 1岁左右婴儿积极情感具有遗传特性。明尼苏达大学Tellegen等著名的双生子研究发现:在不同家庭环境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生子,其SWB水平的接近程度,比在同一个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异卵双生子要高得多。他们还发现, 40%积极情感的变化、55%消极情感的变化和48%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是由基因引起的;而共同的家庭生活环境只能解释22%积极情感变化、2%消极情感变化及13%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有学者认为,人具有快乐或不快乐的基因素质,气质的差异导致个人体验SWB的水平不同。因此遗传因素影响着SWB 的各个方面,是预期SWB的重要因素,但个人所体验到的SWB是随着时间和情境而变化的。因而SWB不仅仅是某种特质,它也有类似情景的特性,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个人发展过程中,遗传与环境因素都对SWB水平产生影响,外界环境中的各因素通过个性影响SWB。
1. 人格对SWB的影响:人格是成人独特的性格反应倾向,既表现生物的特质,又有后天习得的成分。Diener认为人格因素是预测SWB最可靠、最有力的指标之一。在他提出的交互作用模型中,认为人格影响着人们处世的行为和态度,增加经历某种情境的可能性,不同的情境又引起SWB增加或减少。
外倾者倾向于经历和体验积极生活事件,神经质者倾向于经历消极生活事件,这些生活事件反过来又对SWB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不能单独由人格来解释。因此人格对SWB的影响超出了以积极或消极方式对生活事件做出反应的心理素质倾向,人格的影响也包括人的行为,它可以增加或减少奖励生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如外向者对奖励信号敏感,其敏感性以积极情感的形式表达出来,促使外向者接近奖励刺激,由于社会情境相对于非社会情境更具有奖赏性,外向者的积极情感增加,也导致社会活动增加。
2. 年龄对SWB的影响: Okma等人对18～90年龄段的个体研究发现, SWB呈逐渐下降的趋势。Diener等也发现个体的积极情感从20多岁到80多岁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即个体在20岁前后是SWB和积极情感比较高的时期。严标宾等对48个国家和地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中,发现大学生的SWB体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他们有比较积极的情感体验和高的生活满意度。在对我国不同年龄段的人群SWB测查中,发现青年人群在评估SWB的多个维度上,均不同程度的高于老年组。上文中提及,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环境中影响SWB两个部分的因素有差异,这可能是不同的人生阅历造成的影响。Campbell等(1976)发现,虽然老年人的SWB 低于中青年,但满意度却高于中青年。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变老,人们在情感的表达上不如年轻时的丰富细腻,积极情感有所下降,但根据认知2情感理论,老年人对生活总体的认知评价升高,提高了成就感或是调整了抱负水平,所以对生活的满意度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3. 性别对SWB的影响:性别虽然是由基因完全决定的因素,但男女自出生后,就因为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不同,在社会功能和从事的社会活动等方面有所区别。所以,男女两性在体验幸福感上是否存在差异,也是人们研究的重点。在大多数研究中,发现在总的SWB 上,男女差异不显著。但在SWB 的不同维度上,两性的差异还是存在的。Wood等人发现女性报告的积极情感水平较男性高。这可能是因为在社会分工中,女性更多的从事需要表达情感的工作,如老师、护士或在家中照料儿童等,使女性较男性更易体验和表达情绪的变化。Fujita等人认为,如果女性在遇到不好或难以控制的事件时,可能导致她们难以抵制消极影响;但是如果她们生活美好,则她们比男性更能感到强烈的幸福。所以女性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体验上都较男性强烈,但在总体的SWB水平上又与男性相当。近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工都有了一些变化。当女性面临着和男性同样的竞争环境,承担着一样的工作时,两性在情绪表达上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这也可能导致男女在情绪体验上逐渐趋向一致。
影响SWB的因素非常多,而且各因素对SWB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国外对于SWB的研究起步早,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均较国内深入。国内近年来关于SWB的报道数量也有所增加,但研究对象多局限于青少年和老年人群,且关于适于我国人群的SWB理论模型和评估手段的研究较少。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源自1958年“生活质量”(qualityoflife)概念的提出。生活质量的本质是一种主观体验,它包括个人对于一生遭遇的满意程度、内在的知足感,以及在社会中自我实现的体会。此概念提出后,受到了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和研究,逐步分化为两大研究取向:客观生活质量研究和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侧重于对人的态度、期望、感受、欲望、价值等方面的考察,着眼于人们的幸福体验,也就是所谓的“主观幸福感”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国外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描述性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80年代初期),研究重心在资源分类和人口统计项目上。研究者只是将各类人群的幸福感进行了简单的测量,并描述了相应的幸福感水平。(2)理论建构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创建了许多关于SWB的心理理论模型,并且仔细地研究、验证、解释SWB的模型。(3)实证性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研究重点是结合多种方法测量幸福感,探讨提高人们幸福感的方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研究者主要是对不同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简单测量,并描述不同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平均水平。研究者的测量对象主要是老年人、学生、修女、精神病人、囚犯等等。研究主要是以描述性为主,进行单项目测试,采用的量表比较简单,而且大多测试没有进行必要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对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外部因素进行测试,即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性别、婚姻等。测试结果显示,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主观幸福感变异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Campbell等人研究发现,上述变量对主观幸福感变异的解释率不足20%。
Andrews和Withey的测试结果是,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生活满意度变化的影响程度仅为8%。Argyle认为人口统计学变量仅能解释15%的主观幸福感变异。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在分析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和内部影响因素时,研究者们建立了几种关于SWB的心理理论模型,如人格理论、适应理论、目标理论、期望值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模型,并对其进行深入地解释和分析。
人格理论模型假定,人格是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重要因素。
通过不同类型的研究,该结论得到了反复地论证。Costa等人对成人进行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主要依赖于人格特质,而且根据人格特质可以预测到10年后的主观幸福感。Heady和Wearing认为,突发事件和环境变化都会影响主观幸福感,但是,从长期来看,人格特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Diener等人研究发现,自尊心强、自控能力高、内部协调性好的人,普遍感觉更加幸福。
适应理论模型假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突发事件的强烈反应逐渐减弱。研究发现,一般而言,重大事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时效性仅为3个月。因此,尽管收入剧增,但是由于人们逐渐适应了增加的收入水平,致使主观幸福水平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目标理论模型认为,个人的目标和价值观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人们的目标和价值观是存在差异的,当一个人以内在价值和自主选择的方式来追求目标,并达到可行程度时,主观幸福感才会增加。而且,同金钱、外貌、职称等外在目标相比,亲和力、领导力、友谊等内在价值目标,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期望值理论认为,期望值与实际成就之间的差异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期望值过高将使人丧失信心和勇气,而期望值过低会使人厌烦。而且,追求期望值的过程比目标的实现更为重要,期望的内容则比期望实现的可能性更加重要[18]。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在比较过程中更加容易提升或者降低幸福感。倘若人们感觉比他人或者以往生活得更好,就会感到更加幸福;否则相反。一般而言,向上比较会降低主观幸福感,而向下比较会提高幸福感。
近年来,国外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入实证性研究阶段,研究者们运用多种方法测量主观幸福感,如昨日重现法、追踪调查法、环境瞬间评估技术等等,计算幸福指数,分析不同人群的幸福感差异、形成原因,并且努力探讨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幸福指数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RonaldInglehart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结构(theWorldValuesSurvey,简称WVS)公布的。该指数是通过对受访者的答案进行统计处理后得出的。82个国家幸福指数的排名结果显示,最富裕的国家美国,幸福感并非最强,仅排第15位;而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却高居榜首。
在上述幸福指数的基础上,英国的“新经济学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与环保组织“地球之友”(FriendsoftheEarth),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以星球资源消耗为基本投入,幸福感为最终产出,计算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星球指数(theHappyPlanetIndex,HPI)。178个国家及地区的排名结果同样揭示了财富与幸福的非正相关关系。
带着“收入-幸福之谜”的疑问,即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以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DanielKahneman为首的科研人员,通过问卷调查法、实验法、环境瞬间评估技术、昨日重现法等测度方法分析并证明:当收入达到某个临界水平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增加收入不再持续有效地增强幸福感。
经济仍旧大幅上升,但是世界各国的幸福纷纷流失,经济上取得长足进步的东亚地区更是陷入了巨大的快乐鸿沟,成为世界上快乐指数最低的地区。高收入的负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快乐的增加;东亚人的教育方式及其特有的儒家文化,也对个人追求快乐造成一定的阻碍。因此,政府应当引导国民建立正确的幸福观;提高公共投入,重视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公共问题;关注贫困人群,重点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从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地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国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致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比国外晚了将近30年。前阶段,国内学者大量引进国外理论和量表,广泛吸收其中的优秀理论成果和测量工具,并应用于实际。他们主要对老年人、大中小学生和教师的幸福状况进行小规模的调查研究,分析同类人群、不同类别人群的幸福差异,以及造成幸福差异的影响因素。
现阶段,国内学者在沿用国外测量工具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特色,进行主观幸福感的本土化研究,编制主观幸福感量表,测量幸福指数,分析不同相关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邢占军等人考察了几种常用自陈主观幸福感量表在我国城市居民中的试用情况,认为除情感平衡量表外,中国人幸福感量表、总体满意度量表和删改后的夏普量表,对于测量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
在充分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们从我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社会实际出发,采用因素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编制了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提出了我国民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
针对当前的热点问题“幸福-收入之谜”,奚恺元教授同《瞭望东方周刊》合作,对中国10大城市居民的幸福度进行直接测量,证明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对幸福的促进作用是逐渐减小的;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例如健康、婚姻、人际关系等等。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学者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已逐步摆脱了移植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数据的传统路径，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开展理论建构，二是基于全球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就前一方面而言，田国强等学者从定量性角度出发,通过建立模型来解释幸福收入之谜。他们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模型,假定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将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相统一,整合到理论模型当中,利用帕雷托最优概念来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未达到临界水平时,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当收入达到或超过临界水平时,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雷托无效的配置结果。
而就后一方面而言，古典功利主义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确定为现代民主政治的目的，这暗示了全球和国家尺度上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但长久以来，大尺度的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由于相关数据的不可得性与不可比性而举步维艰。不过，随着现代心理测量和民意调查理论和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一情况目前出现了转机。如著名的盖洛普公司已进行了数次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口主观幸福感状况的调查 ，所得数据又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整合进了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中。
上海财经大学钱革博士近年来在SCI和SSCI检索的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项有关主观幸福感问题的实证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正是以上述可信数据为依据，研究路径主要有三：一是主观幸福感作为解释变量，如主观幸福感对人均预期寿命的影响；二是主观幸福感作为被解释变量，如性别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三是主观幸福感作为控制变量，如科学传统、主观价值和客观问题分别对环境科学发展的影响。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人提出“快乐的员工也是高效的员工”。之后的几十年，研究者对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一种观点认为高的满意度会导致好的绩效，快乐的工人生产效率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好的绩效会导致满意。这两种观点都有支持性的研究，但是在工作满意度与绩效之间并没有发现简单、直接的关系。之所以会得出上述结论，可能是因为将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简单等同了，工作满意度高的员工，并不一定就是快乐的。
工作满意度是工作者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对环境因素的满足感受，亦即工作者对工作情境的主观反映，这种反映影响人的行为，甚至身体健康。工作满意度只涉及工作领域内的情绪，只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方面。
主观幸福感由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构成。认知成分指生活满意度，情感成分可以进一步分为积极情感（正性情绪）和消极情感（负性情绪）。积极情感包括生活满意、高兴、愉快这些积极的情绪体验，不仅涉及工作领域，还涉及家庭、婚姻等方面的情绪体验。工作满意度的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员工的情绪，但个体的情绪同时还会受到家庭、婚姻等生活因素的影响，因此主观幸福感（或积极情感）可能比工作满意度更好的预测工作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