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使我意识到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一天晚上，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弗朗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集。回到居住的廉价旅店，我开始阅读《变形记》。
第一行就几乎把我从床上震下来。我读得目瞪口呆。他这样写道：“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乱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可怕的甲虫……”
读到这行文字的时候，我跟自己讲，原来可以这样写东西。如果早知道，很早之前我就开始写作了。因此我马上开始写短篇小说。
开头的第一段必须已经具有一切
开头的第一段必须已经具有一切。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多次了。第一段是全书最困难的部分，因为作者必须在这里考虑到所有方面：风格、语气、节奏，
所以它必须非常扎实，特别是此时作者没有任何支撑点，完全处于云遮雾障的状态，而他必须从这儿起步，把书写出来。真是要命。
灵感不在的时候需要技巧来补偿
在最初写的几个故事中，我对作品的基调有个大致的概念，但是我常常注意写作过程中突然出现的想法。
我早年得到的最好的建议是：年轻的时候这样做完全可以，因为那时有很多灵感。但是有人告诉我如果不学习技巧，等到以后灵感枯竭的时候，就会遇到麻烦。
灵感不在的时候需要技巧来补偿。如果没有及时地知道这一点，我现在就列不出故事结构的提纲。结构纯粹是技术问题，如果不早学，你永远学不会。
让细节具体、生动
你可以把报刊写作的技巧用到文学创作上。比如，如果你说大象在天上飞，人们不会相信你。
但是如果你说425头大象在天上飞，人们可能会相信你。《百年孤独》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一部小说产生于一个形象
我认为对每个作家来讲，一部小说的产生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对于我来说，它产生于一个形象。
《爱情和其他魔鬼》这部小说，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形象是一个少女被人揪住头发在地上拖着走。
当时我问自己，对于一个被人揪住头发在地上拖着走的少女能干什么呢？为什么抓着她的头发在地上拖着走？这个形象时时在我脑海里浮现。
我的方法是让它留在记忆里。那些反复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出现的形象我就认为它们对我有用。
当我一边写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时，我一边仍然挂念着那个女孩子。我知道，毫无疑问，那个女孩子应该生活在一个像卡塔赫纳这样一座充满诗情画意的都市里，
但后来当我写《迷宫中的将军》时，我考察了在玻利瓦尔临终前将要抵达卡塔赫纳时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结果我发现当时狂犬病非常普遍。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玻利瓦尔在集市上看到一棵大树上吊着一条死狗，那是告诉人们这条狗死于狂犬病，同时也是让被它咬过的人去那里登记。
这时我又记起了那位长发少女，当然，她就是被那条狗咬伤死去的。
这种设想把我直接带到了玻利瓦尔居住的地方，那是巴尔代奥尔斯侯爵的宅第，而且我意识到这位长发、身患狂犬病的姑娘可能是侯爵的女儿。
就好比一个人开始把一些零散部件粘贴起来一样，直到有一天，故事好似泉水喷涌，倾泻不止，无法遏制。
直到这时，我还没有动笔，而是在头脑中进行组装，它已经完整无缺了，就像我把它读了一遍似的。
特别钟情的人物
在我的每部书中，都有一个让我特别钟情的人物，我对这样的人物倾注了全部情感。
在这本书中是阿夫雷农西奥大夫，在某种程度上是《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赫雷来亚斯·德圣玛利亚和《百年孤独》里的梅尔基亚德斯。
概括起来说，都是我想成为的人物，理所当然，他们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人物。我最刻意追求的是淡雅质朴的基调。
我舍弃了那些矫揉造作的形容词和那些过分雕琢的比喻，采用了一种符合历史的风格，因为是历史决定风格而不是风格决定历史。
我的所有人物身上都有某一小部分和我相像。我认为，对于一个用全部身心写作的小说家，他笔下人物都带有自传体成分。
就像我正在做的这样，人们的唯一真实经验是他们自己的体验。
写作对我而言，是莫大的享受
写作对我而言是莫大的享受。写作时，我不生病，什么疼痛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另外，我设法使自己有一种锻炼身体的规律，以便每天都能保持良好状态。睡眠不好或精神沮丧会使一个人醒来后完全两样。
在这种情况下坐下来写作与昨天写作的他就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我非常注意不过量饮酒。
而且在写作期间（一般都在夜里），我也非常注意参加聚会，注意充分休息，我十分在意食品及饮料，掌握适量，尤其注意和谁喝酒。
因为我曾说过，使人产生心情不快的不是酒本身，而是和谁喝酒。我非常注意这些，以保障我每天早上醒来时都有充沛的精力。
这一点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但用来写作还是绰绰有余的。我期望写出很多作品，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写东西，我就活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