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建两条芯片生产线，实在太大胆了。”
当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研讨会的话筒，交到上海经委副主任江上舟面前时，他告诉现场的专家：
“不是两条，上海，五年要搞十条。”
1997年，50岁的江上舟拿到了一个新职务，上海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这是一个标准的红二代，他的父亲江一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担任过农业部部长、卫生部部长和河北省委书记。
他也是那个时代少见的留学生官员，被国家公派到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那里最著名的校友，叫作爱因斯坦。
这一次，他拿到了一局难下的棋。
彼时，作为中国最大工业城市的上海，彼时正经历转型的阵痛。
纺织、钢铁、石化……这些上海的昔日荣耀，正逐渐成为上海的“包袱”。在中央的开发规划中，上海的未来要靠高科技和新兴产业。
作为经委副主任，江上舟最核心的任务，是筛选出引领上海未来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他的答案之一：正是集成电路。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集成电路工程始终走走停停。在西方的技术封锁下，中国只能购买已被发达国家淘汰的“二手产线 ”。加上拖延和落地消化的时间，产线一拿手，就落后了三代，无论如何走不出“引进—建厂—投产—落后—再引进”的怪圈。
自主的908/909工程陆续失败，整个集成电路产业一片压抑气息。再加上当时全球芯片产业不景气，行业利润已大打折扣
因此，在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规划研讨会上，主流的调子是：芯片要搞，五年时间，搞两条8英寸生产线。
但当话筒交到江上舟手里时，他面对全场专家，说出了上海的计划：
“十五”期间，8英寸芯片生产线，上海要建十条。
作为有专业背景的技术型官员，江上舟的话，自有来由。
在他看来，芯片是我国卡脖子最严重的产业之一，再难也得拿下。
到2000年前后，芯片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产品，超过五大战略物资（矿产、粮食）进口量，比全部能源进口还多。中国的电视和手机芯片百分之百都是进口。
带着这个计划，江上舟回到了上海。
通过复盘中国台湾新竹工业园的历史，并比较上海的优劣势后，他向上海决策层建言：在浦东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3倍于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张江微电子开发区。
在江上舟看来：
在半导体产业内，华人是一个奇妙的群体，它有着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人才积累和关系网。而上海既是最受国际资本青睐的内地城市，又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只要筑巢引凤，未来一定能超越中国台湾。
江上舟因此不遗余力地奔赴中国台湾，专门招揽人才。他找到了芯片业鼎鼎大名的张汝京。
在上海，张汝京得到了最有力的承诺：张江的地，你想要哪块都可以。
但按照当时的生产工艺，要想建10条生产线，至少还需上百亿的投入，钱从何而来？江上舟想到了引进外资。
按照外资企业打造的中芯国际，非常分散地引入了大量中外资本，甚至包括美国高盛与华登。这个精妙筹算，不仅使中芯获得了资本，也绕开了西方封锁的限定，获得了大量半导体设备，从而快速加入赛道。
2000年8月24日，他带领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仅过了13个月就实现投片试产，3年内就建立起了4条8寸产线和1条12英寸生产线，这个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史无前例的。
到了2003年，中芯国际已经冲到了全球第四大代工厂的位置，崛起速度令人咋舌。
在江上舟的努力下，一批芯片人才进驻上海开办企业，不到5年，上海已建和在建的8英寸IC生产线达到18条，超额完成预期目标。
江上舟坚信，照此速度，自己1998年预言的“大陆芯片产业2015年-2020年超过台湾”，一定能实现。
和集成电路相比，江上舟的另一个大手笔，是商用大飞机。
江上舟与大飞机结缘，是在2003年，那时，他出任了国务院重大专项论证组组长，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编制。
但没人知道的是，这是他确诊肺癌的第三年。
在论证组组长任上，“大型民用飞机”成为他选中的第一个项目，也是论证最为艰难的“硬骨头”。
长达半世纪以来，在造民用大飞机的路程中，我们走得异常艰难，从运-10到C919，几经波折。
彼时“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议论甚嚣尘上，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垄断，当时我国商用飞机研发面临成本高企、回报周期长的问题。况且大飞机项目还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博弈。
然而江上舟明白，大型商用飞机是现代工业科技皇冠上的明珠，“大飞机非发展不可，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国家战略安全。”
▲江上舟调研飞机制 造工 厂 时，体验飞机驾驶舱
实际上，发达国家真正想遏制的并非某款飞机技术，而是一整个技术能力赖以发展的平台，江上舟早早看到了大飞机项目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深远意义。
“你有100个技术不一定能造出一个大飞机，相反如果造了大飞机可以带动100个技术的开发。”
发展大飞机，能够带动新材料、电子信息、自动控制等领域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还将带动流体力学等诸多基础学科的重大进展。因此，将大飞机纳入国家重大战略发展规划，就是为中国的机械、电子、材料、冶金等所有相关产业安了龙头。
更重要的是，江上舟看到了上海拥有制造大飞机的实力——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上海就自主生产过“运十”大型民用客机，与美国麦道公司展开过多次合作，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
为此，他力排众议，在学界和业界组织了一场长达三年的讨论。
三年间，江上舟不断往返于上海与北京，直到2006年2月26日，国务院批准立项，将“大飞机”列入国家科技发展重大专项。
C919客机项目，迈开了它的第一步。
江上舟做的都是大事，但这又是一个不会做官的人。他的仕途，可谓一波三折。
40岁之前，江上舟只是个“书生”。1965年，江上舟就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因“文革”他仅在学校呆了9个多月。
十多年来他从未停止学习，和同学也是后来的夫人吴启迪（教育部原副部长）自学大学课程，1978年，俩人双双考回母校。日后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赴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
1987年，江上舟来到了海南三亚。
这是一个刚刚从县级市升格的新城市，因此有着让人想象不到的落后——因为全三亚的电话也没超过1000部，这里的电话号码甚至只有三位数。
八年海外求学的经历，赋予了江上舟前瞻性战略眼光，然而也正因“超前”，他时常饱受争议、不被理解。
比如，他想在三亚建设科学城，建设中国的“夏威夷”。然而1990年，大陆地区的GDP只有3878亿美元，当时只有500多万人口的香港GDP高达大陆的20%。
那时中国要解决的是11亿人的温饱问题，高科技产业和旅游经济的重要性还难为大多数人理解。
打造城市公共空间、建立土地交易制度等概念，今天早已应用于城市管理，但在当时也因“超前”而遭遇不少阻力。
因此，江上舟在1989年的选举中，落选三亚副市长，当时，江上舟的父亲江一真还是“海南开发促进会”副会长，而同在海南任职的儿子却落选了。
有趣的是，落选的他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以市长助理的身份继续工作，努力推动三亚向国际旅游城市转向。凭借这份实干，江上舟在1991年的选举中高票当选副市长。
那一年是江上舟进入仕途的第三年，43岁的他，像23岁的小伙子一般精力充沛，总是马不停蹄地奔赴基层各地调研。
遗憾的是，在“搞旅游”还是“搞农业”的路线中，当时的三亚选择了后者，江上舟只得离开，而今日三亚的事实，无疑证明了江上舟的眼光。
在时任海南省委书记阮崇武的挽留下，江上舟就任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
1993年的洋浦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那里，江上舟带来了“找市场不找市长”、“最小的行政干预，最大的经济自由”等理念。
▲江上舟（左一）与海南洋浦开发区的同事们在一起
洋浦当时所积累的经验，如首创公务员招考制度，以及集中采购、公共财政等，在随后10年间陆续登上了中国行政改革的前台。
然而也因“太过超前”，江上舟再次折戟洋浦。
直到2007年9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洋浦保税港区，洋浦开发迎来新的机遇，这似乎是对江上舟当年洋浦开拓的肯定，但这时江上舟早已离开海南前往上海了。
因为太具有威胁性，中芯国际从成立开始，连续遭遇行业老大台积电多次狙击，面临高额赔偿。
2009年，创始人之一的张汝京被迫从公司离职，江上舟临危受命出任董事长，但没人知道的是，此时的他，已是肺癌晚期。
面对困局，江上舟的压力可想而知。尽管已是苦苦支撑，他却始终没有停止对中国芯片行业发展的思考。
“在半导体工艺方面，我们不一定要样样精通，只要有几样走在国外前面，就可以走出我们的发展道路。”
这可能是江上舟在生命最后岁月里，留给中国芯片行业的忠告。2011年6月27日，江上舟就因病去世。此后，中芯国际迅速陷入混乱，长达两年的内斗期间，高层相继出走，发展几近停滞。
同一时期，全国芯片产业也正经历着至暗时刻。直到2014年规模达千亿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挂牌成立，整个产业才逐渐走出阴霾，开启新的辉煌征程。
然而，无论是ARJ21新支线飞机（2015年正式进入市场运营）还是C919客机，江上舟都没能等到它们真正翱翔蓝天的日子。
回顾江上舟的一生，从世俗角度看，他或许是个充满悲情的“失败者”。然而，他也是个真正的幕后英雄。
靠着江上舟当年打下的基础，今天的上海已成为集成电路和中国商用航空的排头兵。
2021年，上海的集成电路产值达2500亿元，产业规模约占全国的1/4。
如今上海已是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完备、综合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从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到材料、设备，芯片产业链五大关键领域，上海均有龙头企业布局。
中芯国际、中微半导体、上海微电子、紫光展锐、上海新昇……这些或多或少曾受江上舟“ 扶持”过的企业，代表了中国芯片产业在不同领域突破封锁的希望。
就在今年，江上舟首倡落地的大飞机项目，离交付首家客户——东航只差最后一步。国产客用大飞机的商业化新时代也将随之开启。
回溯过往，江上舟从未“赶时髦”，而是对上海的定位和实业经济保持着异常冷静的态度。
江上舟认为，上海作为全世界制造业资源最密集区域之一，应该努力占领工业高地，带动全国传统产业的升级与调整。
如今，江上舟离开我们已有11年了。当我们怀念他时，我们在怀念什么？
感念他的战略眼光，钦佩他实干、精进的品格，也遗憾他壮志未酬，“出师未捷身先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也许他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诠释。
“政府需要有一批人，眼睛盯着变革和前沿。他对经济带来的变化不一定体现在当下，而是对未来30年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好友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眼里，江上舟“一生超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