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也是一个应予“细究”的文化课题。因何“沉重”？是因它为一千多年前的历史积淀；为何“细究”？是因它是关公文化要素中的重要组成。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历史，释疑解惑。
《春秋》与《左传》
要破解这一疑惑，我们先来细究《春秋》和《左传》各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
《春秋》是一部春秋时期，孔子以鲁国史官编写的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鲁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历史为基础，参酌他周游列国14年的所见所闻，加以整理修订的编年体史书。该书1.7万余字，内容极其简略，虽有大纲但无细节，所叙述的每条史事字数甚少。每年的记事最多不过20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虽然它只是历史事件的简要概述，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料著作，也是儒家的重要经书。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以东周前期254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史实为依托，用来注解孔子《春秋》的史学巨著，也是我国研究先秦史和古代汉文学的历史名作。
《春秋》虽然简短，但它却是准确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的原始记录，而《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两汉时期，《春秋》与《左传》的区分是很明确的，《春秋》有着与《左传》不同的意义。汉朝之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写的圣书，在政治及学术上有着至尊的地位。
史料证实关公读《左传》
那么，关公究竟读的是《春秋》还是《左传》？其实，历史上的关公读的并不是孔子编著的《春秋》，而是左丘明的《左传》，这可以从古代的一些志书或碑记中得以证实。
《三国志·关羽传》裴注引《江表传》记载：“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三国志·吕蒙传》释注：“斯人（关公）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金代人田德秀的《嘉泰重修庙记》中称：“公平喜好《春秋左氏传》……”明代人钱福的《东光关帝庙碑记》中谓：“史称其（关公）好读《左氏春秋传》，其得力学问亦自有不可诬者。”明代张幼学的《图志》序中也说：“帝（关公）平生好读《左氏春秋传》，义气深重，立身行事，概在遗篇。”可以说，史料中记载关公读《左传》的还有很多，但它们大都依据于历史名著《三国志》。
《三国志》作者陈寿，出生于公元233年，卒于公元297年，三国时期蜀汉及西晋时期著名史学家。公元280年，西晋统一三国后，48岁的陈寿历经10年艰辛，完成了一部全书65卷、35万余字的历史巨著《三国志》，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应当说，陈寿是在关公离世14年后生的、61年后开始编撰《三国志》，从时间上讲相距不远，同时陈寿又为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史学家，因而对关公讽诵《左氏传》的记载，应当是比较真实准确的。
但在一些史料中，却有着关公祖父耕读为本喜读《春秋》，父亲教子传家信守《春秋》，岳父饱学儒士授讲《春秋》，家风使然铸就关公秉烛达旦讽诵《春秋》、忠君守义诠释《春秋》等论述。同时，民间还大量珍藏有关公读《春秋》的雕像、版画以及“心存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文夫子武夫子两个夫子，作春秋读春秋一部春秋”“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等楹联；盛传着关公“四好”祖训与“四件”宝物的传说，“四好”祖训即为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四件”宝物即为赤兔马、《春秋》书、汉寿亭侯印、青龙偃月刀。
关公读《春秋》的由来
那么，既然关公读的是《左传》，为什么许多后人却说关公读的是《春秋》呢？这一点，史人大致有四种释解缘由。
一是由于《春秋》记事十分简略，事件原委交代的也不详细，后人以“传记”的形式为它做了很多补充和评论。为《春秋》作传的有战国齐人公羊高所作的《春秋公羊传》；有鲁国人谷梁赤所作的《春秋榖梁传》和春秋末期左丘明所作的《春秋左氏传》。三人所作的“传记”，统称为“春秋三传”。在“三传”中，《公羊传》和《榖梁传》是评论史书，价值不大。而《左传》不仅新增了大量史料，而且叙事明晰，文字活泼，史料严谨，翔实有据，它是用史实注解《春秋》的一部史书，也是研究我国春秋战国历史的重要史料。而关公喜读《左传》，其实是《春秋》加《左传》，也就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字面意思比《左传》要好，内涵也丰富，因而关公秉烛夜读《春秋》取代了秉烛夜读《左传》。
二是“春秋”一词与《春秋》一书的寓意是相同的。在我国古代时期，“春秋”一词代表着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泛指历史。而《春秋》一书则是记载一年四季中所发生大事的史书，因而“春秋”一词便是那个时候所有史书的代名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春秋》一书并不特指鲁国的史书《春秋》，当时周、燕、齐、宋等国都编有各自的史书，都称《春秋》。从这个意义上说，“关公读《春秋》”可以理解为“关公读史书”，当然涵盖《左传》了。
三是《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这样记述：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关公千里走单骑，护送甘、糜两位嫂嫂到达河南荥阳后，荥阳太守王植指派手下胡班去暗杀关公，胡班寻思：“我久闻关云长之名，不识如何模样？试往窥之。”胡班潜至厅前，见关公左手绰髯，于灯下凭几看书。胡班见之，失声叹曰：“真天人也！”
由此而知，关公“秉烛读书”一事，是发生在“离曹营、出五关”中的河南荥阳临时安歇的馆驿，而不是在河南许昌曹府；关公“左手绰髯，于灯下凭几看书”，而没有阐明关公看的是什么书？反而，该书在第五十回中却这样记述：曹操赤壁兵败，华容道上要逃跑，关公奉命堵截。此时，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祈求关公道：“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对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解释：《三国演义》里没有明确写明关公夜读的是什么书？但却写清了关公深明《春秋》，可能是后人把这两个故事掺杂在了一起，便演绎出了“关公夜读《春秋》”的说法。
四是世称《春秋》乃“文圣”孔子之大作，孟子又讲：“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恰恰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丞相之名行君王之事，大逆不道，实为乱臣贼子。而关公追随刘备，本质上是尊崇汉室，维护正统。只有尊孔重经读《春秋》，才符合其“武圣”的尊贵身份，也才能和孔子一并而成“文武二圣”了。同时，关公在民间的声望极高，《春秋》一书又是儒家的重要经书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关公为什么要夜读《春秋》或者关公是否真的曾经夜读《春秋》的问题，实质上是儒家为什么要让关公夜读《春秋》的问题了。
这几种解释是否准确完整，还有待于商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不管关公读的是《左传》也好，还是史人为推崇关公升华为读的是《春秋》也罢，都在共同阐述着：关公确是一位武艺超群、骁勇善战、文武双全的绝世英雄！（关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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