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课本，又称“蒙养书”、“小儿书”，是中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或选编的，在小学、书馆、私塾、村学等蒙学中进行启蒙教育的课本。它不包括蒙学中学习的儒家经书，如《论语》、《孝经》等。
中国古代的蒙学课本是从字书发轫的。早在周代就有了供学童识字、习字用的字书。《汉书·艺文志》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史籀篇》是著录于史册的最早的蒙学课本。
秦代为统一文字，曾由李斯、赵高、胡母敬分别用小篆编写了字书《苍颉》七章、《爰历》六章、《博学》七章，“文字多取《史籀篇》”。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为一本，统称《苍颉篇》。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中，有《苍颉篇》541 个字，这是《苍颉篇》亡佚近千年后最大的一次发现。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也编过不少蒙学字书，《汉书·艺文志》“小学”类著录的即有10家35篇，内有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篇》，李长《元尚篇》，扬雄《训纂篇》。《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还有贾鲂《滂喜篇》，张揖《埤苍》，蔡邕《劝学》、《圣皇篇》、《黄初篇》、《女史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飞龙篇》，朱育《幼学》，樊恭《广苍》，陆机《吴章》，周兴嗣《千字文》，束皙《发蒙记》，顾恺之《启蒙记》，以及《杂字指》、《俗语难字》、《杂字要》等，其中《滂喜》与《苍颉》、《训纂》合称“三苍”。但这些蒙书多已亡佚，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急就篇》和《千字文》。
《急就篇》，一名《急就章》，西汉史游编撰。今本《急就篇》共2144字，据前人考证最后128字为东汉人所加。《急就篇》篇首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分别部居”、“泛施日用”是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它把当时的常用字，按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分类，编纂成三言、四言、七言韵语，既便记诵，又切合实用，是汉魏至唐蒙学通用的字书。
《千字文》为南北朝梁周兴嗣编。它拓取王羲之遗书不同的字1000个，编为四言韵语，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头，依次叙述有关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等方面的知识，已是以识字教育为主，兼有封建思想教育和常识教育的综合性课本。自隋开始流行，直至清末，是中国历史上流传最久的蒙学课本。顾炎武在《吕氏千字文序》中说:《千字文》“不独以文传，而又以其巧传”。它在内容上，把常用单字组织成通顺的、能够表达一定意义的句子；在语言上，押韵自然、结构简单，易于朗读背诵，对后来蒙学课本的编写有深刻的影响。
唐宋以后，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发明，出现了分门别类的蒙学专书，逐渐形成包括识字教育、封建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比较完整的体系。体裁上，不仅有韵语读本，还有看图识字、散文故事和诗歌集。以其教育作用，大致可分为五类。
以识字教育为主的综合性识字课本
这类课本主要有《开蒙要训》、《百家姓》、《三字经》、《对相识字》、《文字蒙求》和“杂字”书。
《开蒙要训》，流传于唐至五代，成书年代和作者不可考。保留下来的是敦煌石室的唐写本，全书1400多字，用四言韵语按次介绍自然名物、社会名物、寝处衣饰、身体疾病、器物工具等内容，多用俗语俗字，注重实用，对后世杂字书的编写颇有影响。
《百家姓》，是集汉族姓氏为四言韵语的蒙学课本，北宋时编，作者佚名。从“赵、钱、孙、李”始，为“尊国姓”，以“赵”姓居首。全篇虽是400多个前后并无联系的字的堆积，由于编排得巧，亦极便诵读。后有不少改编本，较著名的有明吴沉、刘仲质编，以“朱”姓居首的《皇明千家姓》，清康熙时编的以“孔”姓居首的《御制百家姓》，但都没能够取旧本而代之。
《三字经》，相传为宋王应麟所编（一说宋末区适子所撰），经明、清陆续补充，至清初的本子为1140字。全书从论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开首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然后依次叙述三纲五常十义，五谷六畜七情，四书六经子书，历史朝代史事，最后以历史上奋发勤学、“显亲扬名”的事例作结，把识字、历史知识和封建伦理训诫冶为一炉。《三字经》“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全用三言，开三言韵语蒙书的先例，且句法灵活，语言通俗，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蒙学课本。元、明以后陆续出现过各种增改新编的《三字经》，但都未能较久、较广地流传。
《百家姓》、《三字经》与《千字文》曾合称“三百千”，成为相辅相成的整套启蒙识字教材，一直流传到清末。“三百千”后来又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编成蒙汉、满汉对照本，如《蒙汉三字经》、《满汉三字经》、《蒙汉对照百家姓》、《女真字母百家姓》和《满汉千字文》、《蒙汉千字文》，供满族、蒙族儿童学习汉文之用。《千字文》还流传到日本，成为日本初学者学习汉文的课本。
《文字蒙求》，是清朝王筠从许慎《说文解字》中选辑常用的2000多个字编成。文中楷书、篆文并列，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卷，是一本以汉字造字规律带动识字的教材。
“杂字”书在历代史书上很少著录，但其内容切合日用，又分类编纂，既可作识字课本，又能起字典作用，适合一般手工业者、农人、商人略识文字的需要，在蒙学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如《益幼杂字》、《群珠杂字》、《六言杂字》等，都曾在一时一地流传过。
大约在南宋末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图、文对照的识字课本。《对相识字》就是其中较早的一种。后经元、明、清的增删修改，又产生了一系列同类识字书，如《新编对相四言》等。
以封建道德教育为主的蒙学伦理课本
《太公家教》是现存的最早的这一类课本，撰者佚名，多用韵语杂述封建社会日常生活的道德要求和待人处世的格言。唐中叶至北宋初年颇流行。后《三字经》、《百家姓》出，中原地区渐少流传，而北方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则转多采用，曾先后译成女真文和满文。
宋代朱熹编的《小学》是最受理学家推崇的一本蒙学伦理书。全书辑录“古圣先贤”的嘉言善行，组成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门，外篇包括“嘉言”、“善行”两门。因说理深奥，多引古礼，不谐时俗而多难字，在实际的蒙学中流传不广。宋代程若庸的《性理字训》是以浅近的语言介绍朱熹理学的通俗读本。明代朱升曾把它与方逢辰的《名物蒙求》、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合刊，称“小四书”。
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分别编写的《小儿语》、《续小儿语》是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蒙学伦理课本。
清代李毓秀的《弟子规》是以学规、学则形式进行封建伦理教育的课本，全书对《论语》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那句话，用三言韵语进行通俗解释，共1080字，好懂易诵，清代中叶以后在蒙学中曾广为流传。
其他如宋代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宋代吕本中的《童蒙训》，以及《昔时贤文》、《圣谕广训》等也属于这一类。清代王相编的 《女四书》（包括汉班昭的《女诫》、唐宋若莘的《女论语》、明成祖后徐氏的《内训》和王相母刘氏的《女范捷录》）以及《女儿经》，则是供女童诵读，进行三从四德教育的伦理课本。
以社会、自然常识教育为主的知识性课本这类课本
滥觞于唐代的《兔园册》，创始于李翰的《蒙求》，最后发展为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幼学琼林》。
《兔园册》，亦作《兔园策》或《兔园册府》，书佚，现仅存半篇序文。据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为唐杜嗣先著，30卷。另据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为唐虞世南著，10卷。五代时乡村学塾颇多采用。
《蒙求》，亦称《李氏蒙求》。据《四库全书提要》为五代后晋李瀚所著。近人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辩证》中总结前人研究成果，认为当是唐代李翰所作。书名取《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全书以历史典故为主要内容，每句四字，上下两句成对偶，各讲一个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的故事，如“匡衡凿壁，孙敬闭户，孙康映雪，车允聚萤”。宋以后广泛流传，“举世诵之”，还曾远传到朝鲜、日本。后世陆续出现的各种《蒙求》和同类读物，如《十七史蒙求》、《广蒙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历代蒙求》、《名物蒙求》等等，在体例上或内容上都师法李翰的《蒙求》。《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中许多内容也取材于李翰的《蒙求》。
《幼学琼林》，是介绍成语典故的蒙书，原名《幼学须知》，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明末程登吉原编，清邹圣脉增补注释后，改名《幼学琼林》，简称《幼学》，共四卷，按内容分成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花木等30多类，编为两两相对的骈语，如“战胜而回谓之‘凯旋’，战败而走谓之‘奔北’”；“‘管中窥豹’，所见不多；‘坐井观天’，见识不广”。此书清代曾风行全国。
以提高阅读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故事读本
宋代胡继宗编的《书言故事》是此类课本较早的一本，以介绍常用的典故、成语的出处为主。元代虞韶编，经后人多次修订的《日记故事》，则是以介绍历史人物故事为主的课本。书中有不少以儿童为主人公的小故事，如“称象”、“司马光破瓮救小儿”以及“灌水浮球”等，颇能启发儿童智慧。现存最早的明嘉靖刊本《日记故事》，上半截为插图，下半截为浅显的文字。这种配合故事附插图的编法，对近代蒙书的编写很有影响。
明代萧良友编的《蒙养故事》是用韵语编撰的故事书，经杨臣诤增订改名为《龙文鞭影》，分上、下两卷。“龙文，良马也，见鞭则疾驰，不俟驱策”，喻此书能使儿童自觉学习，迅速掌握知识。清代李晖吉、徐曾续编《龙文鞭影二集》。
明代陶赞廷编用白话解说的《蒙养图说》，清代丁有美编的《童蒙观鉴》，清代刊本《二十四孝图说》等，则是以封建伦常故事为主的蒙学故事读本。
用以陶冶儿童性情的诗歌读本
古代蒙学教育十分重视用咏歌古诗“以养其性情”。唐宋以后，诗歌成了蒙学教学中固定的教学内容。唐胡曾的《咏史诗》是较早为学童编写的诗歌集，包括一百余首以历史为题材的七言绝句，流传于五代至宋。后与《千字文》、《蒙求》合注刻印，称《释文三注》，并传至日本，复刊称《明本排字增广附音释文三注》。
宋以后在蒙学中流传较广的是《神童诗》、《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
《神童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属低劣，开头一首就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曾长期在蒙学中传诵。
《千家诗》有多种体裁和版本，最早的是南宋刘克庄编选的诗集，总名为《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克庄号“后村居士”，故《千家诗》又称《后村千家诗》，共22卷。后来作为蒙学诗歌读本的《千家诗》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选录编订的。流传比较广泛的有署名为王相选注的《新镌五言千家诗》和署名为谢枋得选、王相注的《重订千家诗》。前者为五绝和五律，后者是七绝和七律。后来又把两种《千家诗》合而为一，成为五七律绝的《千家诗》，流传不衰。《千家诗》共选诗200余首，大部分语言流畅，词句浅近，易读易记，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王之涣的《登鹳鹊楼》，杜牧的《清明》，苏轼的《饮湖上，初睛后雨》等名诗。由于《千家诗》成为蒙学中主要的诗歌教材，社会上又将它与“三百千”合称为“三百千千”。后来，清代孙洙认为《千家诗》“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又择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编成《唐诗三百首》，署名蘅塘退士印行。此书一出，“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不只在蒙学，也是社会上十分流行的诗歌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