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中所说的即就是阎锡山易帜事件，这在民国史研究中是个大事。
具体来说，是指1927年6月3日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军事集团，公开宣布遵守三民主义，在山西地区降下原来代表北京政府的五色国旗，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国旗。阎锡山被选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阎锡山此人性格中庸，且很会骑墙打政治牌。他是老同盟会员，曾领导太原辛亥起义，但此后或依附或联合袁世凯、段棋瑞、张作霖、吴佩孚等人，纵横裨阖于北洋诸军阀之间，游刃有余。由于阎氏长期统治山西，晋军拥有十余万兵力。因此，南北各方都极力争取阎锡山。
好玩的是，有一段时期，聚集太原的各方代表竟达三四十人之多，以笼络阎锡山。为了割据自保，阎锡山则以“严正中立、保境安民”相标榜，善活稀泥，观望风色，多头应付，以有万全之策。
北伐军兴后，阎锡山成为仅次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之下的第四号人物，故其成为南军想要策反的主要对象。
国民党可以说极力争取阎锡山，双方的关系开始改善。1925年（民国十四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成立。阎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张作霖的威胁和拉拢下，对北伐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
北伐军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7月誓师后，直指湘鄂，摧枯拉朽，很快打垮了吴佩孚；接着又取得赣、闽、浙、皖、苏的胜利，孙传芳溃不成军。大势所趋，北伐奉张，已是指日可待。阎看到这一形势，决定弃奉张而亲南京。
“四·一二”政变之后，国民政府内部分裂，出现了武汉、南京、奉系三大政治势力鼎立的局面，各方都加紧了对阎锡山的拉拢。4月22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第8次会议通过军事委员会的呈请，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但阎锡山心中并没有领情。
北伐军势如破竹，奉军自顾不暇、转变战略北撤后，阎锡山决定正式易帜。1927年6月5日，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太原市党部、山西省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商民协会、工人代表联合会等团体名义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反对日本出兵山东、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电贺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等决议。
会议推举了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同时又自拉自唱，通电拥护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会后，由大会主席团代表赴总部，请阎锡山就职。
据报道，阎“再三谦让始允”。当晚总部通知：全城挂青天白日旗，军官须将旧式领章、肩章取消，换用青天白日新帽花；学生须穿新制服。一时之间，导致各成衣店利润陡增数倍。
一石激起千层浪，阎锡山的政治转向对当时局面有很大震动。在宁汉对立中，阎锡山公开拥蒋对武汉政府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自此，武汉政府更形孤立，日益接近垮台。同时，阎锡山易帜对奉系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昔日的盟友化为腰背附近的尖刀，使之无法自安。
6月8日，张作霖在接见日本的记者团时坦率地承认：奉军因背后有阎锡山军队之牵掣，自不得不后退。张作霖对阎锡山的这种政治骑墙虽然反感，但出于大局考虑，仍希望表面上拉住阎锡山，而不公开撕破脸。
从山西易帜的过程来看，阎锡山审时度势，包括准备易帜、形式易帜及晋奉之战三个阶段。作为晋系集团对南京、武汉、北京三个中央政府对晋工作反应的最终结果，山西易帜在客观上孤立了武汉政府，打击了当时的北京政府，对南京政府的“二次北伐”及其此后形式上的统一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无疑，阎锡山能够在政坛常青不倒，其势力不可小觑。
参考文献：
刘峰博：《阎锡山与一九二七年山西易帜考论———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透析点》，《山西师大学报》，2008年第2期；
杨天石：《论1927年阎锡山易帜》，《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张文俊、岳谦厚：《1927 年阎锡山易帜的政治考量》，《江西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