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廿一（公元1620年8月18日），明神宗朱翊钧驾崩，同年八月初一（公元1620年8月28日），神宗长子朱常洛登基，改年号泰昌。这位继位的新君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外有女真人建立的后金政权虎视眈眈，伺机入关；内有朝廷党争，官员贪污腐败……立国两百余年的大明朝已岌岌可危，风雨飘渺。
明光宗 朱常洛
明光宗朱常洛一生命途多舛， 惶惶不可终日。他的母亲本是太后宫中的宫女，后被神宗皇帝偶然临幸，生下朱常洛，神宗皇帝认为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件丑事，因此从不待见朱常洛母子。相反，皇三子朱常洵深受神宗皇帝喜爱，曾多次有意将其立为太子，引发国本之争，但是由于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此事不了了之。
福王 朱常洵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发生梃击案，一个名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棒闯入太子的居所——慈庆宫，并打伤了守门太监。张差被审时，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引进的。有人怀疑郑贵妃想谋杀太子，但皇帝却不愿深究，最后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死。又在宫中秘密处死了庞保、刘成两太监，草草了事……
朱常洛即位后，任用贤臣，对万历一朝的弊政进行了大力改革，废除苛捐杂税，进行拨乱反正，重振朝廷纲纪，渐开中兴。但是，他长期沉迷酒色，过度纵欲，导致身体日益衰弱。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初十，朱常洛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据《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八月十四日，泰昌皇帝病情日益加重，命内官崔文升治病。
郑贵妃命崔文升进通利药（即大黄，属于泻药），导致朱常洛一日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羸弱，处于弥留之际。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二十八日，朱常洛召英国公张惟贤、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让皇长子朱由校出来见他们，意为托孤。
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擅自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内阁大臣相继探视继朱常洛，他已着力安排自己的后事，命大臣小心辅佐皇长子朱由校。听说有人进贡仙药，朱常洛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遭到了御医们的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用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无不良反应。
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公元1620年9月26日）五更，继位刚一个月的朱常洛突然驾崩，年仅三十九岁。
明熹宗 朱由校
对于朱常洛的死，朝廷大臣臣纷纷议论，指定李可灼所献的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祸首，此外，还牵涉到内阁大臣方从哲。后来，内阁大学士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红丸，或许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仙丹类似，是用妇女经血、秋石、人乳、辰砂等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导致本就处于弥留之际的朱常洛，在生命最后的几天连遭药性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磨，最终暴毙而亡。
对于红丸案的真凶，有人怀疑为神宗宠妃郑贵妃。给泰昌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早年间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由郑贵妃转荐给泰昌帝。崔文升用泻药进贡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泰昌帝的猝然长逝，导致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人将此事与万历年间的梃击案联系在一起，怀疑有人想置光宗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试图篡权夺位有关。
朱常洛驾崩后，内阁首辅方从哲便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下令对其赏赐。遗诏一下，群情激奋，大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是将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发配边疆。红丸案不得不草草收场，但却疑点重重，缺乏十足的证据。后人也对此进行了多方的考证和探讨，但最后都不了了之。泰昌帝之死仍是一个千古未解之谜。
天启年间，阉党当政，大宦官魏忠贤更是为其翻案，便将主张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免去了官职，夺去了所有官爵封号，定了流戍之刑。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不堪屈辱，最终投水自尽，时年六十四岁。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铲除阉党，又再次对红丸案翻案。
崇祯帝死后，南明政权又因此引发党争，直到永历帝被杀，明朝彻底灭亡。
对于李可灼所献之药，有人认为是红铅丸，即明朝皇宫中特制的一种春药，专为帝王使用；还有人认为，那红色药丸是道家所炼仙丹，用仙丹来拯救垂危病人，是一种万不得已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