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中国最高荣誉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评选40周年，由陕西人艺推出的三部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的话剧“茅奖三部曲”，将于今年10月在北京二七剧场进行展演，6月15日正式开票。三部作品皆是陕西的骄傲——其中，10月14日、15日上演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话剧《平凡的世界》，10月18日、19日上演根据陈彦小说改编的《主角》，10月21日至23日上演根据陈忠实小说改编的《白鹿原》。
近年来，陕西人艺将这三部百年来堪称“为时代立传”的陕西文学优秀代表作品，以精品话剧的形式搬上舞台，不仅展示了陕西作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关注与思考，也向广大观众及文艺工作者传递着陕西文学的精神和理想。此次三部作品以“茅奖三部曲”的阵势集中上演，更可以让文学读者和戏剧观众共同感受文学性与戏剧性在舞台上碰撞交融产生的强大能量，见证陕西人艺的实力与成长。
陕西文学基因
让戏剧回归文学
话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主角》都改编自陕西本土作家荣获“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巨著，是从现实主义文学土壤中长出的戏剧舞台综合艺术，都有着源自经典文学的厚重力量。无论是陈忠实笔下通过白、鹿两大家族祖孙三代恩怨纷争、展示家族史、风俗史、个人沉浮史、民族命运史和心灵史的《白鹿原》，还是路遥饱含着爱情的甜美与苦涩、生活的欢乐与悲苦、奋斗的成功与失败、理想的向往与破灭、人生的价值与体现的《平凡的世界》，或是陈彦写出的融汇秦腔艺人个人奋斗命运和舞台生涯以及整个社会在时代洪流中兴衰沉浮的《主角》，都既有视野的广度，也有思考的深度，凝聚着陕西作家对人生、历史、文化、时代、命运的深刻思索和生动描绘，展现了苍生厚念与秦川襟怀，更有着陕西人独有的精神特质。
面对着作家“把生命和小说一同交付”的信任，编剧孟冰、曹路生，以无比尊重的态度“让戏剧回归文学”，又以鞭辟入里的笔力“将文学浓缩于戏剧”，为导演提供了既具文学性、又有舞台性的扎实戏剧文本。
观众未必记住演员的名字
却记住了一个个人物
陕西人艺选择将三部作品搬上舞台，不仅因为作品中都具有包含文化历史的宏大叙事，更因为它们都选择了以平凡世界中的芸芸众生作为主角，书写人民史诗，讲述中国故事。因此，三部话剧都没有选用任何明星，而是全部起用陕西人艺普普通通的舞台文艺工作者，尤其是大胆使用年轻人，结合老中青三代力量，展现了关中大地本地演员的整体实力。看完戏后，观众未必能够记住演员的名字，却记住了台上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这样的演员阵容选择，无疑是对时下舞台过度依赖明星效应、眼球经济的有力回应。普通人才是生活的主角，热爱和深耕舞台的艺术家才是戏剧的灵魂。而真正能够打动观众心灵和情感的，绝不是努力扮演剧中人的耀眼明星，而是有着真实人生体验、深入生活肌理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一戏一格象征写意克制还魂
三部作品可谓一戏一格，胡宗琪在《白鹿原》的舞台上搭建写意的宗族祠堂，以“重构还形克制还魂”的理念，精简整体篇幅，引入村民族人歌队，让整个舞台朴实又不失灵动；恰到好处的秦腔也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平凡的世界》导演宫晓东则依托既具陕北高原地域气质又象征命运转盘的大石碾设计，完成故事的进展和布景的转换，全景式展现了七八十年代陕北地区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平凡而又曲折的人生道路，以“信天游”为代表的陕北民歌也强化了舞台艺术感染力。《主角》中，胡宗琪导演则用53个场景切换、16根柱子的变化展现跨越几十年的时空和命运，同时又保留着中国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简约和写意，留给演员足够的表演空间，也带给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
“戏剧陕军”让戏剧和文学一起做点事
从“文学陕军”到“戏剧陕军”，陕西人艺的成功范例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当代文学经典改编戏剧热”“方言话剧热”，为整个戏剧行业摸索出一条值得推广的道路。“茅奖三部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合作方九维文化的多年运营，双方对“复活经典”这一使命有着理念共识：“让戏剧和文学一起做点事”“让文学从书里走出来，让文学改编更有生命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合作理念，才能将文学和戏剧带到更广阔的天地。
有趣的是，话剧《白鹿原》创作首演后的第二年，高考考题就和《白鹿原》相关；而话剧《平凡的世界》诞生后，也又一次“押中”考题。足见经典的魅力与艺术的影响力。
只要不失灵魂，方言话剧并无水土不服
方言话剧作为打开经典的另一种方式，前几年一度成为舞台的一股清流。除了此次晋京的陕西人艺版《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和《主角》，金宇澄笔下的《繁花》也直接选择了全程上海方言，就是先天京味儿的《茶馆》也曾被置换成了天府遍地皆是的大茶馆。不同的改编路径，却有着晋京时同样的忐忑。不过，敢以方言走天下，其背后传递的还是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以金宇澄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为蓝本的《繁花》，被满台的上海籍演员以“舞台连续剧”的形式，以一群在历史上无名无姓的小人物呈现出上海的城市画卷图景。对于上海以外的观众而言，石门路拉德公寓、茂名路南昌公寓、国泰电影院、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等地标可能缺乏感同身受，但《繁花》本就浓墨铺陈上海的平凡世相里，走街串巷的人物群像，织锦般的市井百态，因此，全程方言演出使得舞台气质也与原著保持一致，还原出了金宇澄笔下的叙事风格。有人称其是上海的《茶馆》，在洋房弄堂里穿梭，透过普通人的窗窥见时代的大悲喜。
天府之国、千里之外，四川话的幽默尽人皆知，但如何传递出老舍先生的京味儿幽默，俚语、掌故又如何置换，考验的是创作者的智慧与文化积累。《茶馆》，这部东方舞台的奇迹，多年来除北京人艺，几乎无人敢碰，如果不是川籍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坐镇，恐怕也不会有川语《茶馆》的诞生。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融会贯通，“掌柜的”成了“老板儿”，“他妈的”转为“龟儿子”，就连“大傻杨”的数来宝也成了四川曲艺的金钱板，似乎也并不违和。在李六乙看来，四川方言中的幽默与老舍先生的幽默从地域人情上讲似乎也一脉相承。
无论上海还是成都，城市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城市语言，婉转的发音，独有的幽默，沪语的绵力，川语的叠词，虽有时似懂非懂，却以世俗的鲜活传递着城市的性格。提到上海总会与“风情”二字相连，而与振聋发聩的“雄起”匹配的则是麻辣，演员们一张嘴就是层层叠叠的烟火气，只要不失灵魂，方言话剧也并无水土不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