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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编辑 孙虎的书房
韩国犯罪片高度自觉的现实关怀精神不仅成就了电影的社会价值，也穿越银幕照拂着现实生活。
电影《寄生虫》中的地下室正是韩国底层民众居住状况的真实写照，电影上映以后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2009年电影《梨泰院杀人事件》推动了真实案件的重审，2013年《熔炉》上映后韩国政府加快了未成年保护法的修订，无怪乎许多中国影迷称韩国拥有“能够改变社会的电影”。
一、阶层矛盾为犯罪电影提供叙事动因
源于犯罪电影对社会现实的偏爱，韩国犯罪电影逐渐形成了以“现实背景+真实事件”为底的本土类型片创作主流形态。
至于为何新世纪的韩国犯罪电影越来越将“阶层矛盾”视为一个重要的题材进行表达，除了韩国社会本身日益严峻的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的现实以外，“阶层矛盾”也非常契合犯罪电影的类型气质和叙事模式。
可以说，阶层矛盾为韩国犯罪电影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叙事动力，作为叙事的核心让电影更好看的同时也赋予其社会批判性。
犯罪从来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事件发生的背后有其产生的各种主客观原因。
虽然韩国已经成为公认的发达国家，在1994年人均GDP就突破了一万美元，但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仍然是韩国社会显著的问题之一，贫富差距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经济根源。
犯罪滋生的客观环境长期存在，犯罪事件也就不会中断。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4年，10年间韩国的犯罪率增长了1.4倍，尤其是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财产、伪造、暴力类型的案件频发，财产犯罪的增加显然是经济危机导致的特殊结果。
仇富犯罪、机构腐败、政商勾结、明星自杀等极端社会新闻不断登上韩国媒体头版，刷新了韩国民众的道德下限，这些代表着人性之恶、体制之恶、社会之恶的“暗黑物质”成为韩国犯罪片极佳的素材来源，稍加改编并通过暴力美学的方式呈现，吸引了大批相关事件的关注者成为忠实影迷。
相关的影片有《追击者》（2004年柳永哲连环杀人案件）、《玩物》（2009年张紫妍自杀事件）。
犯罪电影除了可以从阶层犯罪事件中获取剧本素材，从阶层视角出发还有助于影片塑造更加立体、细腻、真实的人物。
从电影《我要复仇》到《黄海》、从《恐怖直播》到《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电影总是将主角的一方设置成弱者形象，而这个弱者的身份是与他所属的较低的阶层地位相匹配的。
这些底层人物往往是在经历过伤害或被逼到绝境之后才被迫做出反抗行动，观众会不自觉地对弱者产生同情，由此带来较强的认同感和代入感，在阶层矛盾的客观性、角色性格的复杂性、人物动机的真实性等因素的作用下，成就了立体的主人公。
通过小人物完成大行动的叙事模式，观众借助人物的犯罪过程实现心理补偿，将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嫉妒、愤怒、仇恨等情绪宣泄出来。
由阶级/阶层引申的概念包括阶层对立、阶层固化、阶层流动等，它们呈现出社会阶层结构内部的不同状态，这些概念与犯罪电影的叙事模式进行有机结合，有效地生产出韩国犯罪电影反类型的特征。
底层人的犯罪意识在阶层对立的集体情绪中被激发出来，但是这种以恶制恶的悲剧源自于底层民众的“失语状态”，在缺乏正义、公道的社会中，暴力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我要复仇》、《燃烧》的主人公既是施暴者，但也是“被侮辱和损害”的群体，当人性已经不能再用简单的善或恶来评判时，类型中定型化的角色模式成功被打破。
“恶的出现，可能是主动，也可能是被动。”
阶层流动的行动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多元转化的立体构成方式。
作为主体的底层，通过行动实现阶层流动，完成了主体到客体的转换，在这个过程中，他还要和同为底层的对立体争夺上升的机会，最后引发了不同行动范畴之间的转换，达到叙事结构上的反转效果。
二、韩国社会的阶层变化与两极化现象
社会结构变迁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
在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与阶层固化的问题。
1997年被韩国称为“IMF事件”的亚洲金融危机让当时“亚洲四小龙”之首的韩国经济一度崩溃。
进入21世纪，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极大地削弱了政府保护和调整国民经济的能力，在收入、教育、意识等多方面的作用下，韩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两极化现象。
本节以97年金融危机作为分界点，对韩国当下的两极化现象进行多维度的分析。
三、金融危机对韩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韩国出现了多次重大的社会变迁运动。
始于七十年代的“汉江奇迹”让韩国迅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八十年代的光州事件和六月运动促使军事政府加快推行民主化改革；
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机使韩国濒临破产边缘，政府被迫向国际求援，国家经济主权遭受严重破坏；
进入21世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全面实施加剧了韩国社会的贫富矛盾，进一步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
2016年针对朴槿惠政权的的“烛光行动”闹得轰轰烈烈，民众对政商关系的不满呼之欲。
频繁的社会运动推动社会结构快速地变迁，也不断影响着民众的政治态度和阶层意识，伴随着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的加剧，韩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趋势已经成为韩国社会和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
首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洪斗成承是专门研究社会分层问题的韩国社会学者，曾担任过韩国社会学会会长，他跟踪调查了1960到1995年间韩国阶层的变化倾向。
随着科技进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韩国社会由传统乡村型社会向现代城市型社会快速转型。
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是农业人口的数量大幅减少，新、旧中产阶层的数量大幅增加，工人阶层的数量扩大了三倍，预示着韩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壮大。
从职业上来看，新中间阶层指专业技术人员、白领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包括民营和外资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旧中间阶层特指个体经营者，技术工人等。
韩国学者徐宽模根据马克思理论建立了新的阶级模型，该模型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基本阶级为主，且两者之间存在多样化的阶层分层。
他对1955至1985年间的社会变化进行跟踪调查，并得出农民阶层数量急剧减少的结论；与之相反，各个新中间阶层、非农自营者阶层（小资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数量在持续增加。
通过洪斗承和徐宽模的研究可以发现，在韩国工业化后期，韩国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趋向于社会学中所说的“橄榄型社会”。
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呈绝对优势，工人阶层与旧中间阶层之间存着较大的流动性，社会发展态势稳定。
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韩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分水岭，韩国学者提出的“97体制论”也是依据金融危机后韩国社会在各方面发生的结构性的变化而得出的结论。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金大中政府开始采取各项改革措施，其中新自由主义政策成为韩国政府改革的重要方向，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化也成为日后“地狱韩国”产生的根源。
经济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是中产阶层人群，由于三星等财阀集团依托政府扶持顺利转型，小企业分批破产，传统产业中缺乏适应性的工人面临失业，社会财富重新洗牌。
中产阶层的比例和主观阶层意识急剧下降的现象在当时显得尤为显著。
首先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不断缩小，根据劳动事务委员会的资料分析结果，1997年以后劳动市场恶化，大批企业济实行弹性雇佣制度，失业和临时工增多成为普遍现象。
中产阶层内部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原本维系“橄榄型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的中产阶层开始崩裂，只有少数具备高级知识或专业技能的成员能获得跻身上流阶层的机会，绝大多数人沉降至社会下层。
韩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从之前的“橄榄型社会”变成了“沙漏型社会”。
高级知识劳动者凭借专业技能掌控着更多的生产资料，成为“新资产阶级”，下沉的中产阶层被剥夺生产资料而成为“新无产阶级”。
其次，中产阶层的主观阶层归属意识在急剧下降。
1987年，韩国首尔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进行了一项全国范围的“中产阶层意识调查”，在《韩国的中产阶层：转型时期韩国社会调查资料集》这份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划分中产阶层的两大标准——生活方式和人生机会。
阶层的分类既要有主观标准（收入、学历、职业、住宅等），也要有客观标准（阶层意识）。
研究发现，在1986到2018年间，韩国的人均GDP翻了12倍，从2803美元增加至32046美元。
然而，主观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的比例却从80年代后期的60%-80%下降至90年代中期的42%，并且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进一步下降，到2013年仅为20.2%。
换句话说，在韩国中等收入的群体中，只有20%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中产阶层，而大部分的人对自身的阶层地位感到悲观，并对未来的阶层上升不报以希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