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鹏先生曾说过：“以汉字为基础的书法，是一门地域性很强的艺术，目前世界上真正具有全民性的发展活力的，除了中国以外就是日本。古代汉字文化圈中，中、日、朝、越都曾有过书法，但至今只有中、日两国被保存下来并蔚为大观。于是，这两个国度中的书法交流，便有了特殊意义。从中国书法的角度出发，探讨两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何以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互相影响，这是个重要的学术课题。换言之，研究中国自身的书法观象，也需要一个作为生命体的参照模式。日本书法发展史便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参照模式。知己知彼，通过探讨会以一个更新颖的角度去反思中国书法的真正意义，这样的立场于实践上、理论上有百利而无一弊。当然，它还能有效地刺激未来的中日书法交流。”
平安时代中期，是指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采用菅原道真的建议，停派遣唐使开始，至应德三年(1086)白河上皇施行院政的时期为止的大约二百年时间。这是日本国风文化兴隆的时代。国风文化的繁荣，其实早在嵯峨天皇的弘仁时代就已经初见端倪。
嵯峨天皇所制定的弘仁格式，是在适应和符合日本国情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律今制不完备处而成的新法规。新法规出台后，影响一直持续到清和、醍醐天皇时代。从此，对中国的典章制度由原来一味的模仿，遂渐改变到适合日本本国国情的需要上来了。停派遣唐使的理由，一方面是航海危险，当时的贵族子弟不愿作出无畏的牺牲，另一方面，派遣唐使使得日本政府财政负担加重。唐朝因“安史之乱”(755—763)而造成的国势衰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延喜七年(907)唐的灭亡，大大地加速了日本全盘国风化的进程。
日本经过长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摄取、咀嚼和醇化，孕育和培养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在吸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文学、绘画、雕塑、建筑等几乎所有领域均呈现出和风化的倾向。书道领域，在继承晋唐及三笔书道的同时，开始萌生了日本独特的书道艺术。平安时代中期，日本本土书道艺术家小野道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日本“三迹”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和样”书道进入了鼎盛时期。
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人作为日本平安时代中期书坛的宠儿，被尊为日本“三迹”，倍受世人青睐。
小野道风（894～966）是最早推进和样化的书家。作为他的代表作而知名的《屏风土代》，是928年他35岁时为在宫廷屏风写大江朝纲的诗而作的草稿，其书风是在王羲之风格的书体上增加圆味，是日本式书法的典型。他还留有《三体白氏诗卷》、《玉泉帖》。
《玉泉帖》
《智证大师谥号勅书》
《屏风书稿》
三体白氏诗卷
藤原佐理（944～998）继道风之后开创独自境地。代表遗作《离洛帖》，是他47岁时的信，在被任命大宰大战赴九州途中寄发春宫权太夫藤原诚信。书风相对道风之圆滑而呈现明显的锐角，自由奔放，个性强烈。他25岁时的书迹《诗怀纸》也很知名。
《诗怀纸》
《头辩帖》
《离洛帖》
藤原行成（972～1027）被誉为当时最有成就的书家，是日本书法的集大成者。他的确切笔迹已知有：47岁时的《白氏诗卷》和约49岁时的信。书风平稳圆润，格调很高。道风的书法虽有意识改变王羲之书风，但失之生硬；佐理的书法虽追求个性，但失之安雅；行成的书法有成熟的和风感，运笔的轨迹平稳曲折，合乎观者的心情。三迹之中，行成最受推崇的理由也在此。
《白氏诗卷》
本文转自福建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