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省城去念书，是父亲的主意。那一年他从部队转业，后来我知道，为了去哪里落脚，度过离开部队的日子，他想了很多。开始是想去陕西，毕竟是陕西人，还是有乡土情怀的。不过父亲后来知道陕西高考分数线很高，生怕我考不上，这个念头就放弃了。当时他的一个战友在西安，已经答应帮他联系工作了。
又有消息说，父亲可以不转业。有一个陇东某地区军分区的职位。父亲可以留在部队，直到退休。对于在部队30多年的军人来说，职位升迁不是最大的诱惑，留在部队才是最重要的。他应该是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放弃了。后来听母亲说，他生怕我换了地方，教学质量也未必更好，耽误了考不上学就麻烦了。还听说，当时给的条件是不让带家属，他觉得我正高三，怎么样也不能把我们扔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这样，去了省城。
一
河北三厂，都是老军工企业。三所中学，都是企业的子弟中学。
河是黄河。黄河穿城而过，大山隔河对望。河北几乎被挤压成了一个绵延几十公里的狭窄的长条。山是土山，裸露着赤色或者黄色的山体。雨季，连日暴雨之后，泥沙顺着山势倾斜而下，又沿着狭窄的街道顺坡流走，漫过了排水沟，甚至弄得整个街道都掩在泥水中。
那一年，父亲转业费不过5000元，都扔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了。三个子弟中学，我去的那个居中，不算最好的，因为最好的那家不要我这样的插班生，最差的那个，据说学生们总打架，父亲实在不敢送我进去。
高三文科班。因为是插班生，尽管个头不高，我还是被分到了最后一排。跟我享受同等待遇的是一个上海来的学生。据说，他转学是因为那年上海闹甲肝。老师介绍他的时候说，他是上海来的，而后就把他发到了最后一排。课间我跟他瞎聊，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看着我，忽然说，上海闹甲肝，难道你不担心么？我说，如果你真的有问题，恐怕也不会坐到这儿吧。
然后我们就成了朋友。
二
数学老师进来，不带一张纸。
他看一眼讲台下，拿起一支粉笔，刷刷点点地在黑板上写起来。他写的好像是一道数列题。他写完，看看下面的学生，然后开始解题。过程中他会提问，不断有同学加入进去，跟随他的提示一步步推演，直到答案浮出水面。
我猜想，那该是一次颇有趣味的冒险之旅。问题是我无从感受。他演示完了，开始在黑板上写题，而后拍拍手上的粉笔灰。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把这些题都做完。我的自信心很快崩溃，结果就是我索性不再看数学题，上数学课的时候看地理或者历史。这样真到上地理课的时候，我正好看过了老师说的那部分，于是我就去看，比如说英语什么的。当然英语课还是看英语，因为英语老师是班主任，又很喜欢挨个叫起来答题。
在省城，我的自信心在第一次摸底时荡然无存。数学考不好没关系，历史地理考不好没关系，语文竟然也考了——好像记不大清楚了，大概是刚刚到及格线。那个语文老师很亲切地问我，是不是判错题了，“听说你语文很好啊”。我只好低着头说，没有吧。
隔三差五考试。不过这些小考都不是问题。但毕竟高考一天天临近了。好像距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或者两个月的时候，是预考。参加完这次考试，不想考大学的就可以直接拿高中毕业证走人了。好像当时学校对于那些成绩特别差的，也会劝他们放弃高考，因为这样参加高考的学生基数低了，整体成绩却可能提高了，升学率自然也就上去了。
我当然高中毕业了。很不幸的是，数学考了53分——或者35分。
三
这个成绩吓坏了父亲。他很快给我在附近的大学联系到了一个家教。那个小哥是师大数学系的，很精明的小伙子。按照约定，一周他有两次到我父亲的办公室，给我补习数学。
他比我大不了几岁，跟我聊了很多学校里的事情——他练拳、跟人打架、找女朋友。他撸起袖子秀他胳膊上的肌肉。他聊的眉飞色舞，我听得津津有味。不过我们似乎没有真正花费多少时间谈数学。
父亲每次看到他都非常热情而尊敬。好几次他提醒我，带点烟酒去老师那里看看他。有一天我问小哥，咱这么聊，这要考试了怎么办呢，你什么都还没教我呢。小哥说，那怕啥，你就背吧，能背的都背下来，看着像就往上套。
这可能不是什么学数学的好方法，也许他只是被我逼急了随口一说——当然我宁可认为他是因材施教。对我来说，这个方法极为管用。我从此昏天黑地背起了各种公式定理和推导过程，数学和几何老师讲到的各种例题，我都一个“背”字。结果是，我将高中数学教材翻得烂熟，几乎看到题目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对于这个答案如何得出的却很可能依然无知。
那个小哥毕业后回到老家。有一次父母跟邻居口角，可能受了点委屈。他上楼去讨说法，结果楼上人家的小伙子，在他脑后敲了一棍子。听说他被一击之下倒地，自此再也没有站起来。他成了植物人。这么些年过去了，再无他的消息。
四
在省城，父亲也是新人。或者说，一个插班生。
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他退休的时候，在一篇文章中说，在生活的道路上，时时都有坎坎坷坷，总有些不那么随意的急转弯。与普通老百姓相比，军人的急转弯更多些，且弯转得更急。
这一次转弯让他进入一所高校，负责后勤工作。一个军事干部，从此跟几千人的锅碗瓢盆吃喝拉撒搅和在一起。很久很久之后，我看到他当时的文章，他写：转瞬间，脱下军装成了老百姓，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军号声、枪炮声，难免有些酸楚，但结束了与家人的长期分离和家庭正常生活的开始，可以孝敬老人，疼爱妻子，呵护孩子，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其甘甜也是令人向往的。
那已经是他转业11年之后。
他转业去的单位，开始没有房子。我们就借住在母亲呆的工厂的宿舍里，那是旧的那种筒子楼，空间逼仄，三家合用一个卫生间。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然后我们搬到父亲单位临时分的平房里。大概是两间房，我的房间，是在厨房和外面屋子之间隔出来的一个狭小空间，只放得下一张木板搭起来的床。
为了我不受打扰地复习，父亲让出了他的办公室。每天晚上他下班，吃饭后，我就跑到办公楼里他的办公室，看书复习。有时候他忍不住，跑到办公室来，
有一阵电视台重播港剧《上海滩》，吃完饭后，我赖在电视机前不挪地儿。父亲倒不说我，来来回回晃几圈，背着手出门去。过几天母亲说，你爸问我，为啥这家伙老看电视也不复习。母亲回他，你咋不自己去问。父亲哼一声，背着手走开。
父亲所在的高校是一个新建的学校。我们搬去的时候，有很多基建工程还没有完工。附近有民工住的工棚。很多夜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听到似乎很远又很近的地方，有些惆怅而悠扬的民间小调的旋律，飘飘荡荡，直接落在我的心里。
五
高考三天，骑着自行车去考场。家里没人陪，那时也没这个习惯。我当时特别喜欢那种笔管有些粗的黑色油笔，觉得拿着顺手。母亲给我买了好几支。
第一天考试就出了状况。下午去考场，临出家门的时候，发现准考证找不到了。这下给父母惊着了。一起帮着找，家里翻遍了还是一无所获。我嘴硬，说那怕啥，去了再说。就骑着自行车跑了。
父亲临时叮嘱学校的一个老师陪我去，在警戒线跟值守的老师说，准考证可能落在考场里了。老师让我进去了。我在考场里坐下来，监考老师笑眯眯地看着我，眼神温和又有些戏谑。
他问，你准考证呢，我说，不见了，不知道放哪里了。他说，这也能丢了，那还怎么考试。我傻笑着看他，就见他从自己身旁的桌子里拿出了一张卡片，那是我的准考证。考前几分钟，一个老师进来了。说那谁谁，准考证找到了没有，我说找到了。老师说，你爸还在外面一直跟我们说情呢——看把家长给急的。
我至今记得那个早晨，父亲从办公楼里冲出来，手里挥舞着半张纸，跳着叫着向我们住的那排平房奔过来。办公楼在平房的西侧，我们住在平房的东头，开始距离比较远，不知道他喊什么，他跳着，笑着，叫着，一只手举过头顶，挥舞着一张不过一指长的小纸片。那张纸片显然是从记事本上临时撕下来的。
他穿着自己那身没有了徽章和军衔的黄军装，一路奔过来，跳上台阶，叫喊着，也许是太兴奋了，他的声音有些撕裂。那天我正好站在门口，看到了他奔来的这一幕。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样子。甚至，几个正好经过的他的同事也站住了，他们略有些惊讶地望着这位总务处处长，他失去了惯常的威严与稳重，跳着叫着笑着，像个孩子，却不知道他为何如此。
等他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听到他在喊：五百零三，五百零三。他喊的是陕西话，喊得撕心裂肺，似乎是在将发自心底的欢心和内心的激情都要喊出来一样，跟着母亲听到声音也从屋里跑出来了，叫着我的名字，笑看着一路跑来的父亲。
503，那是我的分数。1988，我的高考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