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重庆朝天门码头的印象，大多数人都记得那是货轮穿梭，商船往来的繁荣地。这里从古至今都是重庆这座城市对外交流和商贸发展的象征。如今的朝天门码头有着宽阔的广场和平整的阶梯，前有江上烟波浩渺，跨江大桥，后有江北两岸高楼林立，车辆川流不息。即使是老一辈的重庆人对于这里的印象也是舟楫交错，是重庆人喜爱的散步地点。
好像一直以来，朝天门码头就没有冷清过，不过这一切要是和一百多年以前相比，又会是怎样的呢？
一百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普通清晨，一艘外国蒸汽轮船的轰鸣声叫醒了沿江居住的重庆人，也唤醒了这座传统的旧派城市。这艘挂着米字旗的轮船就是利川号，它的主人是来自英国的阿奇博尔德·约翰·利特尔，不过人们更习惯叫他的中文名字——立德乐。
说起立德乐，恐怕也只有百年前的老重庆人知道了，那个时候重庆的老百姓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立洋人”。这个“立洋人”是个很了不起的人，说起来他算是第一个驾驶轮船通过三峡，一股脑扎进中国西部建设的外国人。一直到现在，在重庆历史名人博物馆里还能看到他的塑像。
立德乐1838年出生在英国的曼彻斯特，是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之一。1859年才21岁的立德乐就踏上了到中国的淘金冒险，一直到1907年回国，第二年就去世了。在中国生活的48年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将自己的事业也放在了中国，尤其是对重庆的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立德乐进入重庆的原因离不开1876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因为这条约的关系，本来不准英国商人在川江上做买卖的规定才被打破。而在后来1890年的《烟台条约续增条约》里把关于重庆的部分落实下来，重庆便正式开埠了。 那个时候的状况大致就是一方不想做生意，就算是能挣钱也不做，而另一方偏要和你做生意，你不愿意赚钱，我就要揍你！你说这事找谁说理去。
立德乐当时就是瞅准了这个机会，想法设法的要做个“渝漂”。1883年2月份，立德乐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的川江航行。
因为当时轮航未通，立德乐改乘木船，也幸亏他的这个决定，让他在暗礁险滩遍布的沿江地区不至于船翻人亡。立德乐和当时江边的纤夫一起拉纤，将沿途的难关险境一一做好勘察和记录。之后他就将这些记录成册的川江历险记发表出去，为英商到川渝地区发展打好了舆论基础。
在以日记形式著作的《扁舟过三峡》一书当中，立德乐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悉数记录其中，这一行为惊动了曼彻斯特商会，于是在商会当中成立了一个专门支持立德乐行动的组织。立德乐又开始着手打造适宜川江航行的特制浅水轮船，并且在1885年申请办理了重庆通航许可证，1887年组建川江航运公司，1888年完成了对川江航运而准备的轮船，“固陵”号的组装。
当然，在立德乐如此疾风骤雨般的准备当中，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来自于清政府的排斥。清政府为了防止洋船入川，将立德乐的“固陵”号和在宜昌修建的码头以12万两白银买下，并且接着以各种理由拒绝立德乐想要将轮船开进重庆的想法。好巧不巧，同清政府一样的还有当时的纤夫们。即使是在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后，日本商人进入重庆，立德乐驶入重庆的轮船依然受到不明真相的木船主的围攻，放火，对峙。
1898年3月的清晨，“利川”号在历经千难万险后到达重庆朝天门港口，当时闻讯赶来的群众和各国驻渝领事多达数万之众。立德乐同船员一起向各界人士挥手致谢。
随后这个冒险家一般的英国商人在重庆办起了第一家洋行，第一家外资企业，并且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带动了更多英商的入驻和投资，成功助推了重庆近代化进程。
汽笛一响，黄金万两。到了清末时期，重庆成为了商业中心，从原来两百多万的人口一下就增长到了四百多万，而外资的不断涌入，也使得后期重庆在川渝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
愚昧的根源来自于认知的自我封闭，重庆开埠的历史就是证明这个说法最好的证明。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正视这段历史时就会发现，对于当时腐败的清政府，封闭的重庆城来说，特殊手段或许才是逼迫他们做出改变的唯一途径。
百年之后，关于立德乐的故事已经渐渐不为人知了，即使是位于南岸区龙门浩的立德乐洋行，在走过120多年的风风雨雨后，也变得有些面目全非。当时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在今天也只是剩下一些仓库和办公楼，上世纪50年代的大火和此后几十年间的拆除损毁，早使得立德乐洋行再不复当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