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在 2023 HRoot 人力资本论坛·北京站带来了精彩演讲。
以下为潘英丽的部分精彩观点：
外循环指的是国际大循环。我们在过去四十年通过国际大循环，参与国际分工，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最近，中央提出要以内循环为主，同时，我们内外都发生了一些非常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内外循环切换中的经济增长趋势
一、内外循环切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势及其背后的原因
从2008年开始，中国已经面临了增长 平台 的切换，我们本世纪的前10年平均增长速度 比10%还多 。这种切换需要20年的时间，从2008年到2028年。
为什么会有这种切换呢？可以参考日本的经验。在70年代初，日本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达到顶点，出现拐点。日本的经济就下了一个台阶，从9.1%下到4%多。第二个拐点出现在1991年，当时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其经济增长从4%多下降到0.6%左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结构变化，第一个代表的是产业结构的拐点。第二个代表的人口结构的拐点。而中国在2010年出现人口拐点，在2012年出现产业结构的拐点，在这段时间内是两个拐点的叠加，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有其内在的深层的结构性的原因。
二、重资产产业过剩、轻资产产业过轻的结构失衡
1.金融资源错配：产业结构失衡，重资产行业过剩、新动能尚不能接替传统动能
中国的制造业从2013年开始每年释放剩余劳动力，没有再增加就业。中国制造业规模非常大，经常出现产能过剩现象，所以我们要通过出口来释放。因为中国是银行占主导地位，90%都是银行信贷，银行资金所支配的生产要素就会向重资产行业倾斜，也就使我们的重资产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特别是制造业、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未来更多的是需要股票市场、权益市场来发展、支持新经济、新动能（高科技产业、轻资产行业、教育、服务、现代农业等）。
2. 生产型体制：工业化普惠性差，消费不足，依靠外销延后调整10Y+
中国在两个拐点叠加的时候，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0%，说明我们经济增长模式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这也是当时消费不足，需要通过外销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导致我们经济转型向后推迟了十多年。
●独生子女政策没有及时退出，限制了内部制成品需求（减少生产力）
●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不能及时享受城市福利，限制了农民工家庭的消费
●用地政策需适时调整。住宅用地价格大概是工业用地的20倍，导致政府用住宅用地销售补贴工业
●政府社会福利开支很低
内循环微观与结构视角的人力资本积累
一、内循环内涵：内部供给与需求相对平衡、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循环
内循环可以通过三个市场来考虑，其中核心的是劳动市场。这里有三个部门，有效企业组织、有效金融中介、家庭。有效率的企业创造就业岗位给家庭提供收入，家庭积累人力资本来适应产业的发展，整体表现为劳动市场的供求平衡。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创造老百姓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老百姓的需求升级，引导产业的发展，即消费市场上的循环。家庭储蓄交给金融中介去投资，从而让优秀企业成长，并提供股票、债券和贷款等优质金融资产供家庭和财富管理机构投资，分享企业和经济增长的成果。
二、生命周期中人力资本的积累与产出，物质及金融财富的积累与消耗
人力资本中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的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三、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化
在劳动市场上，我们需要强化技能和技术的相互适应。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发展速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和技术的运用，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是下降的（特指制造业领域）。
四、CHATGPT类的技术冲击
就业的双重结构矛盾及其应对
2015年后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长与就业出现负相关。如图所示，我们已经处在经济发展阶段的后期，经济增长开始往下走，意味着增长目标和发展目标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必须把就业目标前置放在第一位，因为增长已经不能自动带来就业。
二、就业的双重结构矛盾
●代际的少子和老龄化矛盾：意味着未来老年人越来越多。壮劳力越来越少。
●现期劳动岗位空缺与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矛盾：现有的壮劳力还不能充分就业。
三、现有就业岗位质量差，核心问题是农业与消费服务业缺乏优秀企业
有编制的仅占11%，长期合同的占23.5%，其余为临时合同，甚至是没有合同的和灵活就业等。农民忙闲不均，及严重的就业不充分。中国的生产要素有两大严重的闲置。一是城里的年轻人，另一个是农村里的中年妇女。
四、就业结构矛盾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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