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很多县城的图景：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离开县乡，去往更高线的城市，但他们又依赖家乡的资源保障自己以及下一代的生活。他们掏空几个钱包回县城买了房，像是买到一张通往更好生活的入场券，而那些房子本身，大多数时候，可能是鲜少居住的钢筋水泥。
文|冯颖星
编辑|楚明
冷清
这个夏天，在河南驻马店平舆县卖房的卫峥遭遇了职业生涯里最惨淡的销售季。循着既往的经验，这原本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五一、端午假期轮番上阵，在外地工作的人们趁着这几天返回老家，带着在外辛苦打拼积攒的积蓄，只用20万元左右，便可首付县城的一套住宅。更多的时候，县城的人们不喜欢贷太多款，他们的首付款会付得更多，甚至达到六到八成。假期的几天时间内，能卖出平日20天的销量。
这几日，售楼部会被一种节日的氛围包裹。各种小游戏一轮接着一轮，比如吃西瓜大赛；小蛋糕、太阳伞等各种小礼物免费送，以此聚拢门店的人气。地产商们甚至还会占领县城居民们的朋友圈——转发点赞就有礼物拿。房子的折扣降到了最低，买房还送家电，但这些动作在2022年似乎都失效了。
当我抵达平舆这座位于豫东平原的县城，楼市的热度已经不在，从城东到城西，售楼部几乎都清清冷冷。有销售极力给我推荐房源，说“今年卖了几百套”，但她所在的售楼部四下无人，我是这天下午唯一的看房客。
当地楼市已经一段时间没有激起水花了。今年5月，首付门槛从30%下降到20%，利率一降再降，卫峥却愁眉不展，他深谙老百姓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前几年，开一栋、清盘一栋，客户看了当天没下单，我说没关系，下个月继续涨，等他再来看，真的涨了，咬牙也要上车。”那几年的钱太好挣了，卫峥所在的楼盘，大多数销售自己都会买下两三处房产，“钱跟捡来的一样”。
他极力说服自己适应目前的境遇，“一家大开发商上个月也就卖了两套”。可卖不出房和公司考核的压力一并袭来。没有成交的日子里，考核也更加严格，他每天要拨出70个电话——有人专门检查他的通话记录，还要下乡去做宣传，说服村子里还没有买房的人家。大多数时候，到了村里，他只能见到几个没有经济能力的老人，再空返而归。
不止一次，卫峥把电话拨出去，电话另一端的声音传来，说自己还在外地，“回不去”，还有人说，“从春节离开家到现在，没挣到钱，咋买？”卫峥理解他们的无奈，“他们也不是不想买，回不来啊。”
县城的一套房子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当地体制内的人士告诉我，“没房，姑娘连你的面都不会见。”他是县城人，家里有一栋4层的自建房，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相处3年的女朋友还是以他在县城没有商品房为由和他分手。
在河南驻马店地区，2020年平舆县房地产开发增速为14.6%，是该市房地产开发增速最快的区县。与房地产快速发展对应的是，2021年，这个县城的GDP增速为10.56%，超过驻马店地区所有区县。
经济增长和城市容貌的改观会激发县城人的身份认同，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会得意地跟外来的人说，平舆要比周边县城发展得都好，“周围县城的人也会来这儿买房”。但当夜幕降临，往西面的新城走去，道路宽阔而空旷，高楼林立，却又不见几户亮着灯光。在老城区里，有的小区除了一楼底商，楼上甚至漆黑一片。
平舆，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县，却浓缩着很多县城的这幅图景：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离开县乡，去往更高线的城市，但他们又依赖家乡的资源保障自己以及下一代的生活。他们掏空几个钱包回县城买了房，像是买到一张通往更好生活的入场券，而那些房子本身，大多数时候，可能是鲜少居住的钢筋水泥。
▲高楼林立，抬头不见几盏亮着的灯光。图/冯颖星摄
100万
平舆城区不大，中国县城常见的“三纵三横”结构在这里同样适用。三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三条纵穿南北的道路，大致就勾勒出了县城的形状。如果骑电动车沿着县城的最外环行驶上一圈，只需半个小时。
在这个县城，城乡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沿着市区的主干路向西一直走，甚至不用穿越村庄，便能直接抵达隔壁的汝南县城。只是在这条路上，有几条不起眼的分叉，钻进去，现代的钢筋水泥楼房越来越少，高楼连着农田，平原一望无际，这便是平舆的乡镇与村庄了。
在当地，流传着一个说法，一个儿子100万。如果家里有儿子，那么构成他婚姻的必要条件是100万元的启动资金。
把这100万元拆开，县城的房子是首要必需品，一套普通的商品房大约五六十万元，毛坯。装修或者买车还要花去15万元左右，最后才是彩礼。大多数时候，彩礼需要分两次给，确立关系要给一次，订下结婚的日子要再给一次，两次要给出16-20万元不等。至于三金、婚纱照与摆酒席的钱，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三万五万的，都是小头”。如果县城没有房子，后面的一整套程序都跟你没关系了。
这种金钱绑定婚恋的窒息感，将在过年的那几天里集中爆发。返乡的年轻人，会在家人的要求下，尽可能完成相亲、确立关系的婚配环节。速度更快的，可以在十几日内走完定亲与结婚的全部流程。村里的女孩比男孩少，当地的一位村干部王怀礼很认真地跟我说：“下手要趁早，晚了，姑娘就被挑走啦。”
在这个县城里，你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年龄压缩、人生折叠之感，人生节奏都在尽可能地往前赶。有时候你跟当地的年轻人谈起他们的婚姻，有人会特别强调，“我是合法婚姻”。在他们出生的村镇里，十八九岁就举办婚礼，再正常不过。
王怀礼20岁时经人介绍跟邻村的姑娘组成家庭，他的两个儿子又分别在20岁的时候成了家。现在，50岁出头的王怀礼已经是4个孙子的爷爷，最大的孙子今年13岁。
2017年五一假期，王怀礼的大儿子从外面回乡，首付25万元，在县城买了套110平米的三居室，“是给他2009年出生的大儿子买的”。这个1990年出生的小伙儿要给自己的孩子提前筹划，好让他7年后，不会因为房子，输在择偶的这条必经之路上。
这似乎是这个家庭难以摆脱的人生沿袭。在子女成家这件事上，当地的父母有种无法脱卸的强大责任感。这种责任与压力，又会直接传导到下一代身上。
王怀礼的大儿子成绩原本不错，初中去了县上最好的初中，高中又考上了县城最好的学校，让王怀礼很是得意。但读到高二，大儿子再也不愿读下去了。他眼看着父亲辛苦——自己还在读初中，父亲便开始攒钱给自己在村里盖房子，每攒到一点钱，自家一块宅基地上的房子就叮叮咣咣地再长高几尺。
因为有两个儿子，儿子们的婚房是这个家庭茶余饭后避免不了的话题。“我的娃太懂事了，他们听了心理都有压力”，王怀礼说。但他也不愿儿子放弃上学，任凭怎么劝说，大儿子还是辍学了，离家进了南方的电子厂。“他心疼我，‘咱们不是城里领工资的家庭，一年只能种两季粮食，一季没收成，这一年就只够个吃饭’，他要自己去挣盖房子的钱。”
一年后，王怀礼初中还没有毕业的二儿子也走上了哥哥的老路。提起自己的两个儿子，王怀礼直了直腰，“懂事，能干，没有城里孩子娇生惯养的毛病，有时候两年才会回来一次”。
现在，两个90后儿子都在外为他们的孩子们奔波。他们要给自己的儿子攒出100万的“老婆本”。在当地，100万的“结婚标准”是2017年之后划定的，王怀礼将此解释为“随行就市”。也是在2017年，县城的四邻八乡突然掀起一阵进城买房的热潮，房子一天一个价格。邻里之间，谁家在县城买了房，其他有男孩的家庭便捏了把汗，生怕自己家给儿子攒的“本钱”要输给行情。买的人多了，县城房便成了谈婚论嫁的“最低标配”。
尽管心里并不乐意，但王怀礼的家庭也只能跟着行情去走，“没办法，你在这个环境里，村里的人，爱比”。
▲曾有房地产商打出“结婚先买房，轻松做新郎”标语。
出走
为了挣到这100万，很多年轻人要离开老家。
今年5月，平舆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当地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这轮全员核酸，共检测了60万人，这也被当地人们当作该县常住的实际人口数量。在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平舆县共有户籍人口117.24万人。也就是说，近两年里，全县将近一半的人口都在外地。
这种出走，更多是“亲帮亲，邻带邻”的方式。在卫峥工作的楼盘，近半数女销售员的丈夫在南方做防水，这也是平舆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90年代，沿海城市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平舆人卷上铺盖，拎起沥青壶一路南下。凭借着25万防水大军的劳务输出，平舆也有了“防水之乡”的称号。
防水不是轻松的工作，技术门槛虽然不高，但需要手脚并用、烟熏火烤。楼顶是防水重要区域，雨天做不了工。卫峥听外出做防水的朋友讲，脚要不断往前推防水卷材，推过的卷材还要用火枪去烤。太阳就在头顶晒，楼顶的水气又往上蒸发，脖子上搭着的毛巾卷都浸透了，汗水还是顺着眼睛往下流，最热的时候，“头一栽，就啥也看不见了”。
当然，收入也丰厚。做其他工作，一天或许能挣到一二百的工钱，但干防水，“一天能挣450块，还是日结”。卫峥给我算了笔账，假如一家4个劳动力，留下一个看孩子，其他3个人都出去做防水，一个月能挣3万多元，不到两年就能在平舆县城买套房子，“生活的基本保障就有了”。更有头脑活络的，早早完成从“打零工”到“揽工程”的角色转变，成了平舆最富有的一批人。
浩浩荡荡的防水大军扎扎实实刺激了平舆的房地产。卫峥16岁就南下打工，2015年回到平舆，开始进入房地产行业。他的第一任老板是广东顺德人，瞅准平舆这个县城的商机，在县城西北面拿了一块地，取名“城市之心”。也在这个楼盘里，这个县城的人们第一次见到样板房，对未来的家有了具体的想象。
卫峥跟同事们背上统一的双肩包，穿着笔挺的制服，骑着统一的单车在县城里穿行。那是从大城市带来的全新营销方式，销售们的书包里背着“给平舆人的一封信”。信封贴着邮票，外观精致。信上写着，平舆人值得拥有更好的居住环境，他们应该在这座县城里享用到跟大城市一样的房子，并将在平舆这座县城里，建立新的地标。人们郑重地接过信封，把信仔仔细细地收藏了起来，“没人把它丢在垃圾桶里”。
这个楼盘里有91栋联排别墅，经卫峥之手销售出14套，“其中一半是在外地做防水的老板”。
后来，城市之心落成，有着罗马柱和西班牙风情，确实成了平舆新城的中心。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在城市之心的周边，越来越多的农田长出新楼盘，房价也跟着蹭蹭往上涨，2000元、3000元，后来涨到了4000多元。每开一栋楼立刻售罄，行情最好的时候，客户需要摇号，“拿着钱都买不到”。在县城北部，硬生生长出了一座新城，与城中村一路之隔，新旧之间，形成显著的对比。
这些年，很多县城都在大张旗鼓建新区，现代楼房开始成为县城人群的标配。人们从大城市返乡买房，而后继续涌入大城市，进行新一轮的打拼。县城的房子，某种程度上是这些人们衣锦还乡的标志物。
▲县城气派的新楼盘。图/冯颖星摄
分离
房子买在县城，人却在外地。大多数时候，他们不得不与子女分离。
如果带着子女一起去大城市，则意味着更多的家庭经济消耗，“100万”目标的实现时间要被拉长。此外，他们的子女在大城市难以享受优质教育，也不能在异地参加高考。无数的案例也在提醒他们，许多在外地读过书的孩子，在高年级时回到老家，因为不适应新的环境，学习成绩可能一落千丈。
王怀礼对此也很无奈，在没有太多就业机会的县城，这近乎是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两难困境：留下，搞不了自家的经济；离开，又守不了孩子。
“不出去怎么办啊，他们的孩子还要留下来读书。县城里的房贷要还，以后结婚也要花钱，他们留下来陪伴，就没法挣钱。”他说。
1997年出生的程好，是分离家庭后遗症的波及者之一。父母打小就不在身边，他不得不跟着亲戚们生活，小学转了三次学校，从村里转去县城，又跟随亲戚转回村里，常常刚熟悉学校的环境就要离开。到了初中，他进了县城的私立寄宿学校，才算终结了自己动荡的生活。
读初中时，程好周围都是跟他一样的“留守儿童”。10天放一次假，学生们极少回家，衣服都是自己洗。进入青春期，很多人一度不知道目标与方向在哪儿，“也不知道为啥学，不想学了就玩”。他的身边没有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样本。电话的另一端，父母也会对他叮嘱两句，但起不到引导作用，“离得那么远，他们也不知道你的真实状况，敷衍两句就过去了”。
虽然在一起的时间很短，甚至他们过年也不回来，他还是会想在深圳的父母。很多次，程好都在电话里跟父母提出，想去他们工作的地方看一看，最后得到的答案都是拒绝。“他们住得不好，说是瓦房，到处都是蚂蚁，睡觉又热。”
特岗教师吴凌玉在平舆的一所乡村小学任教，工作第一年教的是五年级。令她惊讶的是，一个班级里54个孩子，会背乘法口诀的只有20多个。她留心一数，班里的留守儿童，将近40个。少数几个孩子父母其中一方出去打工，留下一人照看他们，还不算完全的留守。
多次家访后，乡村小学校长李学智发现另一个现象：这些早早结婚又常年在外打拼的年轻父母中，离婚者的比例正在升高。他所在学校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孩子的父母已经分开。
他关注到自己班上的一个男生，经常考第一名，但几乎不与同学打交道。“性格就像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在课间，他不止一次看到这个孩子蹲在角落抱住自己，用手指抠地上的石块与沙子。有同学试图靠近他，这个孩子会立刻朝对方丢石头。经验告诉这个校长，当孩子出现这种性格孤僻的状态，多半是家庭出了问题。
▲留守儿童与母亲依依惜别。
虹吸
100万装备赛里，程好是略显幸运的人。他的妻子是自己的高中同学，免去了相亲的烦累，岳父也格外体贴自己，彩礼一共“下”了8万6千元，极大地减轻了他原生家庭的负担。房子总归是要买的，在深圳收废品的父母拿出大约20万元的首付，剩下的贷款全家人一起还。
程好跟我说，自己在西安打工的岳父，没有像县城里的大多数家庭一样，要求他一定要在县城买房。只是，一想到自己儿时的留守经历，他觉得房子不管怎样都得买，“我得让我的孩子在县城好好上学”。
买房是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最直观的手段。近两年，平舆县推行划片入学，城区里有房及住、户一致的孩子会优先录取。教育资源在房子上产生的溢价，在县城也普遍存在。距离平舆县50公里的另一个县城上蔡，一所小学附近的一个次新小区，房价高出县城平均房价约三分之一，而且一房难求。
新学校和新校区伴随着新开发区出现，几年的时间里，常住人口60万人的平舆县，城区里小学的数量已经扩建至27所。县城因房地产而对乡镇生源的虹吸也更明显。
城区学校的体量愈发庞大。2021年秋季招生，平舆实验小学一年级共招收了18个教学班，入学第一天，学生家长发现，一个班里居然塞了100个学生。卫峥的女儿就读的小学，情况比实验小学稍好，一个班的学生数量在90名左右，但教室还是不够用，后来学校索性租了附近的一片空地，建了铁皮房，当作学生的临时教室。
在平舆县下辖的13个乡镇，则是另一番景象。近些年来，乡镇学校撤点并校，王怀礼的大孙女在村子里读到三年级，就不得不转去镇上的学校就读。村里的小学只开到三年级，再往上，班里的学生和老师都凑不够了。
王怀礼所在的村子，户籍人口共有3000多人。村里的小学，幼儿园与小学合并在了一起，也仅有60个学生。
李学智谈及他学校的状况时，感到很无奈。为了留住学生，一年中至少有4个月份，他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去村里家访，去说服那些想要转走但又有些犹豫的家长留下孩子，继续在村里接受低年级的教育。大多数时候，自己口干舌燥的劝说并不能够打动他们。回头看看自己的学校，这些年来，校舍的条件越来越好，分过来的特岗教师是清一色的本科学历，但上级学校的强大虹吸作用，一次又一次让他败下阵来。聊天过程中，他不止一次自嘲道：“不知哪一天，自己的学校就没了。”
王怀礼隔壁村的一所小学，情况也如此。目前，镇上最大的学校被称为完全小学，“完全”在这里的解释是，所有的年级都开全了。
陪读奶奶
在平舆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孩子都是给奶奶生的”。年轻父母离家，养育孩子的任务就落在爷爷奶奶身上。
每天早上，吴凌玉站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们入校，总会看到这样的场面：一辆由爷爷或奶奶驾驶的三轮车上，腾腾腾下来三四个甚至四五个孩子。每次学校开家长会，台下坐的也是一群爷爷奶奶。
王怀礼的养孙任务繁重。大儿子的小女儿与二儿子的小女儿在同一年出生，孩子四五个月，儿媳们便把孩子留给了他和老伴儿，返回南方打工。为了照顾孩子，两三年的时间里，他和老伴儿没睡过一个整觉。孩子体质弱，时常生病，他们三天两头带着孩子往县城医院跑。白天为孙儿做饭、接送上下学，回家再洗四个孩子的衣裳。当年他们做父母，也不过只带两个孩子，现在年纪大了，却要带四个，“体力和精神双重折磨”。
早些年，王怀礼会在农闲时候去县城周边的工地打零工贴补家用，“一天总能挣到一两百块”，自从照顾这些孙辈，几年没有出去挣过钱。儿子们也知道他辛苦，及时打钱回来供孩子吃喝读书。
见到我当天，王怀礼刚拜托村民从县城取回大儿子的房产证。这套努力够到的房子，直到现在还没装修，已经闲置四年。
王翠萍的女儿也在县城买了房，去年，趁着春节回来的间隙，女儿女婿从新疆回来，找人把房子装了。王翠萍带着两个孙女住了进去。从此，她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陪读奶奶。
去年8月，12岁的大孙女面临小升初。儿媳与王翠萍商量，还是想送两个孩子去县城读书，大孙女读县里的私立寄宿学校，小孙女插班进公立学校。习惯了村里的生活，王翠萍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但她习惯了隐忍，还是点了点头。
做陪读奶奶，意味着她原本的生活将被打破。因为老伴儿也跟着女儿去新疆打工，她不得不往返于县城与村庄，独自完成带孙陪读和料理10亩地的重任。
陪读之前，王翠萍去县城的次数屈指可数。儿媳临走前领她在县城里走了几遍，王翠萍的陪读生涯就算开始了。
从女儿家到小孙女学校是两个方向，骑电动车需要20分钟，无论严寒酷暑，王翠萍一天不落。带孩子的这些年，她的身体落下了一身的毛病，体重掉了30多斤，心脏和肠胃都不好。
好几次，送完孙女，骑车回家的路上，王翠萍都觉得撑不下去了，把电动车扔在一边，吞下速效救心丸，就在马路边上的树荫里倒下去，缓个十几分钟，起来拍拍土，继续骑行。
我们交谈时，王翠萍脖颈后面的膏药清晰可见。她今年57岁，头发灰白相间，脸上的皱纹堆叠在一起，自嘲说自己看起来像“七八十岁的人”。
在女儿家的小区里，王翠萍认识了一群跟她一样的陪读奶奶。送完孩子，她们围在小区的门洞里打牌。牌桌上，一群乡下来的奶奶们诉说着各自的苦，时常说着说着就落下泪来。到了下午5点，不管是否收拾好了情绪，她们起身就走，赶去接自家的孩子放学。
回归
对很多从县城出去的人来讲，家乡还是要回去的。
一到春节，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像候鸟一般，从四面八方集中迁徙回乡。大多数时候，他们不会在县城停留，而是直奔村子里的老家。这时，村里会比县城更热闹，本就不宽的乡道被堵得水泄不通。在平舆农村，不管商品房买在哪里，人们总归要把老家的房子修得漂漂亮亮。
在当地，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这里是你根啊，你不可能永远漂泊在外。”
“只有穷鬼才不修老家的房子，那些没修的，都是在县城买完房，没钱再修了。到那个份儿上，很尴尬的。”
“家里热热闹闹，房子至少能修200平，为什么要在县城‘坐牢’。”
于是，你会在县城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有人买了多年的房子，一天都没住过。有人买房时为了舒适，多加好几万去买梯户比少的房子，结果入住了很久，发现压根儿没几个人乘电梯。
对于县城里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来说，在房价上涨的年代，房产是他们最重要的投资。“手里有点闲钱，不买房还能干什么？”至于入手的那些房子，“家里那么多房子，住不过来，再买谁去住啊”。
90后的父母走出县城，在更高线的城市开阔了视野，愈发感知到教育的重要作用。很多妈妈会在孩子临近中考、高考的时候回来。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开始意识到家庭教育以及父母陪伴的重要作用，试图寻找回乡的机会。
为了还房贷，程好21岁那年办完婚礼，就和妻子一起跟随父母去深圳打工。如今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他下过决心，不管如何都不要再让自己的孩子做留守儿童。他想过回县城开家炸鸡店，但看中的品牌被别人抢了先，只得暂时待在深圳，再找一些别的能带回去发展的机会。
眼下他遇到新麻烦。他举全家之力在县城购买的，承载着婚姻与教育双重功能的房子有了烂尾的风险。每维权一次，工地便零零星星进去几个工人，敲敲打打几日，然后又没了声响。在平舆这个县城，烂尾楼的数量并不多，他希望自己不会成为不走运的那一个。
我遇到当地的一位中产男士，买了市中心的商铺与公寓。在他买的那个楼盘，地下室都能被开发成格子铺来卖。后来，地产商险些造成烂尾，拖了几年之后，尚未达到交付标准也交房了。在这场博弈中，业主的期待已经越降越低，“已经不在意交付质量了，只要能交，我们也就认了”。后来，这名男士的两套公寓刚到手，转手就卖了出去，“亏了十多万”。其中一套接手的，是一个从外地返乡的单亲妈妈。
最近河南其他县市的大蒜换房、小麦换房的戏码并未在平舆上演。在南方的一些县城，还有西瓜换房、水蜜桃换房，销售手段同样怪异，但也不难理解这背后的鲜明意图：吸引农民来买房。
房地产商知道县城的房子到底要卖给谁。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农民是县城城镇化的强大助力者，几乎撑起了县城的楼市。
早几年，每隔一阵，王怀礼总能见到城里来的中巴车，楼盘销售员们天花乱坠地讲上一通，便带走村民们进城看房。现在，销售们开来的小汽车已经没多少人再上了。
王怀礼粗略地盘算了一下，在他们村，以最小单位的“生产队”计算，共有80户人家，他知道的，有50多户在县城里已经买了房。他感觉，留给县城房的农村购买力，已经远不如从前那么充足了。
经历了楼市的高潮和落寞，卫峥此刻觉得茫然无措。身处平舆小城，他身边的同龄男性也不多了。待在县城的他，不得不继续跟外地的老乡们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向他们推销家里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