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改变命运”近年来已衍生出另一重含义：上大学反而可能让贫穷的家庭背上债务，毕业后也找不到高薪的工作，所谓“读书致贫”。对中国人来说，“读书不能改变命运”是尤为挫败的，因为人们的预期是“本该改变命运”，至于其它的路径，他们的境地可能更为不利。
撰 文 | 维 舟
责 编 | 施 杨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曾纪茂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9月第一版
许多年前，吉利汽车总裁李书福在一次受访时曾回忆，他老家台州当年“致富光荣”的创业气氛浓厚，“我们台州人都看不起穷人——穷肯定是因为你自己懒，不够努力”。
这番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与传统上那种将贫穷视为美德的话语截然相反；不过在另一面，它又隐藏着中国社会深信不疑的信念：所谓“天道酬勤”，人们不仅相信勤奋一定会有回报，且认定成功者也应当是遵循这样的路径才达致成功的。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这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动力——实际上，“美国梦”的内涵也是如此：它曾经激励着一代代的美国人努力奋斗，相信只要这么做，就能成就自己的梦想。
现在，不仅“美国梦”本身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幻灭，支撑它的这一优绩主义话语也遭到了质疑。许多人都注意到美国的社会不平等正在扩大，甚至面临分裂成“两个民族”的危险，但长久以来，人们都以为问题出在优绩主义未能很好地落实上 （例如穷人懒惰、寒门子弟的大学入学率较低等等） ，但美国学者迈克尔·桑德尔认为，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这种优绩主义本身就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并可能使问题更难得到解决，因为它将这种不平等合理化了。
中产阶层往往有一种特殊的迷思，倾向于认为上层的钱是继承来的，底层穷困则是因为自己不努力，唯有他们都是奋斗得来的，而要达到成功，唯有教育竞争才是最公平的。具有民粹主义敏感度的托马斯·弗兰克曾批评自由主义者把教育视为不平等的补救措施，但他说：“这根本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而是道德判断，是成功人士从他们自身成功的角度提炼出来的。专业人士阶层是由受教育程度决定的，每次他们告诉国家，整个社会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时，他们都在说：不平等不是制度的失败，而是你的失败。”
“美国梦”曾经是一个梦想，但现在却不如说是一个神话：社会的变化，已经使得以往那种“白手起家”的成功对普通人而言变得越来越难以企及。那些从常春藤大学毕业并成为人生赢家的精英，毫无愧疚地将任何成功都看作是自己努力所应得的，但分析研究则无情地揭露了另一面的现实：机遇、好运乃至继承来的财富和资源，其重要程度可能都是许多成功人士不愿意承认的。尤为让人挫败的是，由于深信成功是凭借自己的奋斗所应得的，那些精英可能地傲慢地认定，穷人之所以失败，只能怪他们自己。
然而，那些失败的人其实未必不努力，而他们的怨恨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正如桑德尔所指出的，正视这种社会不满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些不满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道德和文化上的；这些不满不仅关乎薪水和工作，也关乎社会尊严”。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美国常春藤联盟大学超过2/3的学生来自收入最高的前20%家庭，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稍微想一下就能明白，假如教育已经成了社会阶层流动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富裕家庭的父母肯定比清洁工有更多资源去确保自家孩子进入更好的大学读书。如果投胎在收入最低的20%美国家庭，那么你一生只有5%的机会能进入收入最高那10%的富人行列，摆脱贫困在美国已比在西欧和加拿大更难了。
中国人对此肯定很有共鸣，科举制的遗产使国人历来佩服“考出来的”，然而近些年来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乡村孩子往往在起跑线上就输了，即便再努力，他们想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已变得越来越难。何况，就算考上大学，留给他们的机会也很少。“读书改变命运”近年来已衍生出另一重含义：上大学反而可能让贫穷的家庭背上债务，毕业后也找不到高薪的工作，所谓“读书致贫”。对中国人来说，“读书不能改变命运”是尤为挫败的，因为人们的预期是“本该改变命运”，至于其它的路径，他们的境地可能更为不利。
无论在哪个社会，穷人相比起富人肯定都是更大的群体，但以前他们未必会产生那么大的挫败感。在阶层最为固化的社会 （如印度的种姓制度） ，人们把这作为不可抗力的命运接受了下来，往往看起来相当淡漠、平静，但社会也因此缺乏流动性，因为每个人都相信就算获得什么个人成功，也不可能改变阶层，这本身就会挫败人们的进取心；在传统社会形态下，很多人即便成为富豪或统治精英，往往也只是靠了血统、关系乃至运气，因而穷人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既未必伴随着发自内心的尊敬，也无须感到挫败。
然而，优绩主义却伴随着一套相当不同的信念，因为这实际上是认定，那些文凭学历更高的知识精英，在道德上也是更为优越的，因为他们的成功本身就已证明他们是更聪明、更努力的人。这重新界定了社会认可的条件，占人口多数的普通人不仅发现自己无法成功，且赫然发现自己在道德上被微妙地贬低了，这本身就促成了美国政治的分裂与对抗。从这一意义上说，正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相对平等、又注重流动性的社会，“精英的傲慢”才成为一个尤为严重的问题：如果“美国梦”不能实现，那么对很多人来说，“美国”本身的意义也随之动摇了。
高学历当然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强的能力，有时只代表此人更会考试、或父母更会帮他/她铺路罢了。《出类拔萃之辈》就指出了一个讽刺性的事实：越战时美国的决策者都是一群精英中的精英，但他们却滥用了人们的信任，把事情搞砸了。在1960年代初的美国，约有1/4的议员都没有大学文凭，但仍然能当选并胜任；如今，95%的众议员和100%的参议员都读过大学，但这似乎也并未明显提升他们履行公职的能力，倒是极大地削弱了其阶层代表性：虽然全美有一半的劳动力都属于工人阶层，但只有不到2%的国会议员在当选前干过这类苦活累活。相比起来，二战以来最成功的一届英国政府恰恰是文凭资质最浅、阶级代表性最广的，也难怪前些年一位英国脱欧支持者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专家。”
现在的问题是：“精英的傲慢”和反智主义，究竟哪一个更糟？毫无疑问，虽然批评知识精英的优绩主义，但桑德尔本人就是知识精英，只是他认为有必要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找到理解成功的新方式，变得不那么焦虑，更宽厚、更谦逊”，然而，正如帕累托在其名著《精英的兴衰》中早就尖刻指出的那样，“一般说来，人道主义者、感伤主义者和道德鼓吹者是现在的精英最可怕的敌人，是未来的精英最好的朋友”。换言之，这种对高学历人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可能会对其衰落推波助澜，倒可能促成像特朗普这样民粹、反智的新精英崛起。
在此麻烦的地方在于，愤世嫉俗地拒绝优绩主义，往往并不能改善普通人的处境。很多美国黑人挖苦那些好学生是妄想“变成白人”，这种愤恨尽管情有可原，却也使他们放弃了机会。不可否认，优绩主义本身在机制上确实就有缺陷，但它之所以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被广为接受，正是因为它能开放地给所有人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和一种自我负责的伦理框架，说到底，这是一种“自力本愿”的信念：任何结果都是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可想而知，如果否定成功和失败都是自我努力带来的，那后果将同样是致命的。
如果这仅仅只是抽象的理念之争，那可能永远也争不出个结果，因为两边都不难找到支撑自己主张的论据，真正的关键在于：人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优绩主义的理念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与一种个人成功取向、意志自由的社会形态紧密结合的，意味着相信人摆脱命运的主宰，成为自己行为创造者，并主动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相比起来，桑德尔的“贡献正义”概念，则代表着一种社会公共取向，也就是肯定那种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行为，而拒绝把消费当作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由此他将“美国梦”重新解读为“不仅仅是向上流动”，还意味着在实现广泛平等的基础上过上有尊严和有文化的生活。
说实话，这有点像是英国19世纪进步主义的论调，所注重的并不只是经济增长，而是社会的平衡、利益再分配并达成共识，因此他开出的药方是抽签制，让不同阶层的人都能获得机会和代表性。然而，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极其复杂的程度，有些职位已经是不具备相关知识的普通人所难以胜任的了，即便抽签能有助于社会的利益平衡，但却可能挫败创新的动力，因为只有人们确信自己的努力能得到丰厚回报时，才愿意为此源源不断地投入。
美国此前之所以能不断创新、获得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动力就在于它对社会创新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把社会贡献作为衡量标准，意味着重置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将其目标从经济增长转向修正社会不平等，弥合社会裂痕。困难的是，如何找到一套机制，区分哪些不是人们努力获得的？又由谁来如何推动这样的变化？极有可能，这还会带来政府角色的巨大变化。不论如何，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任何选择都有利有弊，人们在得到其好处时，也要承受其代价。
勘误：
p.95：大卫·哈伯斯塔姆在经典著作《最好的和最聪明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一书中，描述了文凭主义带来巨大破坏性的例子：按，该书中译名《出类拔萃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