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疆随记
一一行走丝路与中国画思考
多年行走于丝路，考察与感受历史久远的中西文化互鉴——恰当地说是“中外文化互鉴”更为贴切，因为并不只是简单的“西方”，故权以此说——每每想以第三者视角思考中国画相关问题。援疆之机，更驻足与考察丝路南道遗迹，常有杂想泛起，时而清晰，时而狐疑，故记诸楮册，随记一时心迹。
关于中国画的当代发展及中国画家的视点与立场，笔者主张“民族性的坚守又不树敌于多元”的基本秉持，并认为这正是今天中国画家不可回避且必须拥有的一种“才能”。东西方艺术是否存在鸿沟？是否只能是非此即彼？笔者赞成“民族性的坚守”，必然认为其二者存在着区分，而且必须厘清这样的差异性；同时亦主张“不树敌于多元”则是认为不要简单地将二者简泾渭两殊。
历史地看，东（中）西方在艺术上的交融与互鉴由来已久，这在敦煌壁画中即很显著。就技法而言，中国早期山水画有勾无皴，其后阴阳分染及各类皴法的背后也不能说与西来的“凹凸法”毫无关联，如早期人物画家张僧繇的凹凸画法索其源即吸收于希腊化时期的犍陀罗艺术，“曹衣出水”亦然；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人物造型亦与摩尼教绘画有相互的影响，丝路南道中佛教绘画遗存也有相类的痕迹；“谈空空于释部，核玄玄于道流”，在传统中国文化的结构中，道、释、儒三家文化因子占有着相当的比重，传统中国画家作为传统文化统绪中的群体，其深层的精神筑基也难以例外，唐、宋、元、明、清各代诸家便多如是，而“释”亦是外来因子，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亦离不开“释（禅）”的理因，总之绝对封闭而孤立的中国文化或很难存在，总是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文化之间会不断互相影响——-当然最终总是会让新的文化因子恰当地融入到某一特定的文化族群的文化之中。不过重要的是在这其中要辨明“民族性”或“中国性”的某种倾重，而这是个极复杂的问题，就中国画而言，笔者也只能勉强为言，诸如重“天人”修积，诸如重“意象”体悟，所以有“含道应物”“澄怀味像”；重诗境与画境的“因心”同质，所以有“因心造境”（神先形后，因神生形）；尤其是重“笔”的“作用”对画者生命属性的暗喻以及对造化万物“道”的释义，所以有“书画齐理”，所以有“道技”之论，，所以有“笔墨”。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引伸，将“书法”精神与美学原则作为“中国性”艺术的解语，于是万法自释，自能理解“笔墨”何以自彰而无须“传物”（不止于传物）；我们更能知晓“以线造型”更在“线”摒弃其功能（造型）之后的自身意蕴……
自上世纪前半叶对中西艺术关系的争论，今天似乎仍在持续，对于中国画未来发展的担忧尤其突出于是否能或是否要坚守“中国性”，对该问题的回答也总是四个向度：即一坚守甚至固守，二以西融中，三以西化中、四以西代中。笔者看到，数十年来的争论与探索，其实答案已渐趋明朗，却又似乎于今日争之愈烈：坚守者如张爰、谢稚柳、吴湖帆……诸先生，更有坚守中求得新发展之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陆俨少、傅抱石……诸先贤；也有重视时代生活表达如石鲁先生等或亦兼有以西融中者有李可染及岭南诸家，而以西化中以林风眠、徐悲鸿、吴冠中诸先生为其代表；以西代中者，如当代水墨者流，抑或今日展场中亦不乏此一类——特别需要讨论的是：当代以“展场”为中心的中国画呈现方式无疑是中国画“于今日争之愈烈”的主要原因，展场的“擂台”属性注定了画者在作品外在视象上的留意，且这种留意似乎更大于作品内涵的经营，展场中画面“抢眼”成为首要，画境“直白”（一看便知）成为先决，于是直接影响着画面造型与造境，一方面造型普遍向写实（甚至仿真）的“制作”抑或纯抽象构成转变，另一方面造景（而非造境）更多在“填充”一种为“抢眼”而预先设计的“形式空格”，甚至内容表达几与这种“形式”无关；而“澄怀味像”“因心造境”的富于民族审美特质即迂回厚味的绘画诗性表达，那种绘画过程中与画者生命律动相共振的一以贯之的笔的“书写”渐已远离。与此同时，似乎中国画教学也在不自觉中受到以“参展”作为终极价值的诱导，形成短平快的教学模式，“参展”即是教学的成果达成……
因于此，当下有识之士呼吁对中国画传统的回望，呼吁一改“展览体”积习，呼吁“写意”的回归，呼吁“中国性”的重树，更呼吁围绕“毛笔”所构建的中国书画审美诸范畴的再讨论。笔者所以提出“民族性的坚守又不树敌于多元”的立场，亦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浅见，笔者仰慕前辈的执心“坚守”，更感佩与赞崇“以西融中”甚而“化中”的勇气与开拓，却不屑于“以西代中”的鲁莽与寸见。笔者认为对于时代的变化我们每一位中国画家都必须面对，一味沉溺于“美好的往惜”，沉溺于疎林高士、孤松残亭——一种经典之美，但却需要今天的画家直面时代去拓展更广阔的审美疆域，惟古是尊，必然陷于苍白。然而虽可以“不惟古是尊”，而“惟古是尊”却是治艺的前提与理路，于是今天的中国画家要有大的作为，必然在一种矛盾的纠葛中实现中国画艺术的真正探索，守之以“中”，不失于“中”是必要的前提；中西修积，中西融铸却是必须的能力；留心诸艺，应接多元是必然的境遇，故笔者要说这种对看似两难甚至多难的复杂驾驭，正是当代中国画家不能不面对的迷局和必须拥有的一种“杰出”才能，没有它法，是所以当代画者芸芸而其成者鲜与寡——-所谓高原与高峰之说。
文/陈航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
重庆市中国画学会常务副会长
教学与考察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