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典籍有两部——一曰《书》，二曰《诗》。
《书》，就是后来所说的《尚书》。《诗》，则为直到现在所称的《诗经》。
这两部最古老典籍名称上的变化，都在西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谏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五经”，就是诗、书、礼、易和春秋。
自此，《书》称《尚书》；《诗》为《诗经》。
关于《诗》，现在一般都说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这个说法不能说不对，里面确实收录了前后约六百年的三0五首诗作，但又似乎没揭示《诗》所以结集的深层原因。
《诗》的编辑，应该从西周初年就开始了，而且是周王室的史官乐官亲自动手编的，至西周中期编成。
聂石樵、李炳海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里说，《诗》所涉及的“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
那么，西周从立国开始的诸代周王，为何要下令命史官乐官编这部《诗》呢？
周王们喜欢文学？这个回答未必准确。
为了给诗配乐演唱，以适合各种场合的演奏需要？这么说无疑也太浅显。
其实，古人也早就探讨过编《诗》的宗旨。
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司马迁、唐儒孔颖达、宋儒朱熹都专门发表过这方面意见。归结起来，古人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诗之作，是为抒发情志愤懑；《诗》之作，是为行王道而化天下。
所以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孟子的这个说法，并非没有根据。
1995年，上海博物馆入藏1200多枚战国楚简。学者们从其中的29支简上，整理出一部1006字的《诗论》，是孔门师徒专门研究《诗》之论述。
这里面，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其曰：“诗也，文王受命矣。”
“文王受命”，这才是西周初年周王室编《诗》的宗旨。
所谓“文王受命”，是说周文王承受天命，统治天下，以后的周王则又继承了这一天命。周王室命史官乐官编《诗》，就是要通过诗三百，讲述周朝王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以令诸侯和黎民诵之咏之，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尊重周天子，服从周天子的德行。
上博简《诗论》，使当代学者对《诗》的研究前进了不止一大步。《诗论》中记载的孔子“诗也，文王受命矣”思想，使长期《诗》之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也迎刃而解。
很多人说，《诗》分“风、雅、颂”。其实，“雅”还分“大雅”“小雅”。
这四部分的首篇，历来被称为“四始”。为何选此四首诗为“始”，过去，基本以清代学者魏源“便于演奏说”为马首。
但在上博简《诗论》面试后，学者们纷纷发表了新的看法。比如，李锐2004年发表《“四始”新证》说：“《关雎》、《鹿鸣》、《文王》、《清庙》这四首诗讨论的主要是夫妇、父子、君臣、天人四种关系”。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赞同。
由此，也就可以找到孔子礼学思想的渊源了。
还有人说，《诗》，是由孔子删减编辑而成的。这个说法，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
但是从《诗论》来看，其中讨论了六十三首诗，全部见于流传至今的《诗》中。而《诗论》中，从未讨论过今本未见之诗，也没有任何关于删诗的记载。
从汉代开始，已经陆续有人质疑孔子删诗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清代。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古籍中，多次引用《诗》，且未超出现在版本之外。另，《荀子》、《庄子》、《墨子》等书中，亦称《诗》为《诗三百》。
而且，上述古籍的记载中，不少早于孔子的诸侯们，似乎《诗》已烂熟于胸。
综上，现在的学者们大多认为，在西周中期，周王室已经把编纂好的《诗》，誊抄颁发给各国诸侯，以致在春秋之前，包括在春秋时期，诸侯们才可能对《诗》耳熟能详，娴熟吟诵。
就是说，孔子并未删诗，也未编诗——第一，春秋之前的诸侯们不可能见到春秋末年孔子编的诗；第二，孔子即便编诗，他当时的影响力，绝不可能大到让各国诸侯去诵咏。
关于《诗》学，汉代的时候，将其作为“道德”来讲解；宋代的时候，将其作为“道德”的同时，又把对历史的讲解混入其中；到了现代，则主要从历史、哲学、道德、文学、民俗等等多个维度来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