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伯乐：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在我担任辉瑞首席执行官15个月的节点上，新冠病毒感染正迅速蔓延，我们在某些地区的团队已开始被迫居家办公。美国新冠病毒感染首例已知死亡病例出现在西雅图附近，城市、体育团队和股市陷入混乱。时任特朗普总统向我发来紧急邀请函，邀请我与其他顶尖制药和公共卫生科学家一起参加2020年3月2日在白宫内阁会议室召开的会议。当时我正要在德尔菲经济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人在欧洲，于是请辉瑞研发部门负责人米凯尔代我参加。米凯尔是医生兼科学家，2009年加入辉瑞，任首席科学家并主持研发工作。尽管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为个人生活带来挑战，但他仍在辉瑞的奇迹之旅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把资源用于治疗还是预防
米凯尔提前一天到达华盛顿，正纠结该向政府传达怎样的信息。那时我们大部分讨论集中在如何开发有助于维持患者生命的疗法，但能否研发出一款能从源头预防感染病毒的疫苗呢？换句话说，辉瑞是要把资源用于治疗还是用于预防？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大背景下，单靠治疗无法终结这场流行病，但疫苗能做到。
欧洲疫苗协会2018年6月发表一篇论文中，将疫苗接种称为“迄今为止实施的一项成本效益最高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并指出：儿童疫苗接种“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成功案例之一”。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在世界范围内，接种疫苗每年可预防200万—300万人死亡。而全球每年仍约有150万人死于疫苗可预防疾病，仅在美国就有4.2万人死于这类疾病。在全世界5岁以下儿童中，有1/5无法接种能挽救生命的疫苗。除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之外，疫苗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最为深远，在担任辉瑞CEO后，我之所以大幅增加疫苗研究经费，原因也在于此。我和米凯尔一致认为这次病毒不同以往，认同先行研制疫苗的想法。辉瑞疫苗产能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从早期研究到后期试验和临床开发的流程全部高度整合。此外，辉瑞还拥有一支世界上最顶尖的疫苗学团队，由坚忍不拔、敢作敢为的德国科学家凯瑟琳·詹森领导，这也成为辉瑞一张制胜王牌。她先后在惠氏、默克和葛兰素史克等公司任职，职业生涯硕果累累，她来自民主德国，在德国接受了微生物学培训，后在康奈尔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如今，她领导着一支由全球知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在位于纽约珀尔里弗小镇的实验室进行研发。辉瑞正在推进一种治疗方法，同时投入所有资源进行疫苗研发，调动整个公司的3万人团队，从治疗和疫苗方面布局临床试验和生产制药。
至关重要的三大优先事项
随着病毒的传播，世界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德尔菲经济论坛会议突然紧急延期，这无异于触发一次不容忽视的警报，我决定提前飞回。飞机上我不断思考新冠病毒引发的新形势以及辉瑞应优先采取哪些应对措施。人类受这种冠状病毒之扰已不是第一次：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暴发引发全世界关注，这种疾病在全球迅速蔓延，导致数千人感染，死亡率约达10%。中国香港和德国的实验室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确认，该疾病根源是一种新冠病毒，几个月内局势得到控制。2012年另一种新冠病毒疑似由受到感染的单峰骆驼传播给人类，造成另一种呼吸综合征，即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CoV）。而眼下这种新冠病毒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一些工厂被迫关闭以保护辉瑞员工免受病毒侵害，而对SARS和MERS-CoV病毒我们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我还了解到，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的最初几个星期，受影响地区的医院人满为患。这些医院有足够的医疗资源去治疗患者吗？这意味着辉瑞能否为这些医院提供所需的药物。我反复思考两个问题：如像一些国家当前形势一样，现有药物对这种病毒不够有效该怎么办？辉瑞能采取什么措施？在2012年辉瑞对一些抗MERS-CoV分子进行了测试，这些分子似乎表现出不错的抗病毒活性。也许可测试一下这些分子抵抗新冠病毒能力，在回家路途中我把想法写下来，飞机落地前梳理出几个要点，写下了辉瑞应优先处理的三大事项（见下图）。
第二天我来到位于纽约联合国大楼附近的辉瑞总部，走进领导团队开会用的会议室，我们将房间命名为“使命之环”（PurposeCircle）。会议室一面墙上赫然写着“为患者带来改变其生活的突破创新”的公司使命，另一面墙上则是很多公司多位高管贴的患者照片。这些患者深深触动着这些高管，让他们记得自己所做的决定对这些人具有非凡意义。高管通过这种方法提醒自己要将患者放在首位，有人贴的是父母照片，有的是朋友照片，还有一位选择将邻居家患病孩子的照片贴在上面。我贴的则是女儿塞莉丝照片，塞莉丝与她双胞胎哥哥莫伊斯一样，是在华沙一家医院出生的早产儿。与她哥哥不同，塞莉丝在出生时经历了几分钟缺氧，造成大脑中靠近脑室的一些细胞受损导致脑瘫，她的行动能力因此受到限制。妻子米里亚姆倾注了大量心血，确保塞莉丝不被病情所累，能成为一个独立且不畏惧困难的人。她带塞莉丝四处求医，尝试从物理治疗到筋膜治疗等各种方法。米里亚姆拒绝接受所谓的“命运”，坚信终有一天，塞莉丝不仅能成为一名舞者，还能跑马拉松。敢于设立大胆的目标是我们家族的特质，米里亚姆每天会花几小时在网上搜索干细胞疗法等正在研发的新技术，一旦成功，这些技术便能帮助塞莉丝重建因几分钟缺氧而受损的大脑细胞。由于米里亚姆的努力，现在塞莉丝已成为美国巴纳德学院一名优秀学生。她平时住在学院宿舍，享受着独立而充实的大学生活。在撰写本书时，她的拟选学科是城市研究，她的志向就是打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城市。她的目标是为他人服务，带给人们更多快乐，改善人们健康状况。很遗憾这些新药物并未及时出现，没能帮助塞莉丝重建细胞，也没能让她跳舞跑步，甚至没能让她扔掉拐杖。但我知道，这些药物终有一天能帮助其他孩子，也能成为一个契机，让作为辉瑞一员的我们尽自己一份力，相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关闭所有办公场所——最迫切也最困难的决策
2020年3月初，为纾解压力，我计划当晚和高管团队共进晚餐。用餐地点选在纽约第九大道“破坏酒吧”（BreakBar），这名字恰合时宜。酒吧的宣传语是：“破坏酒吧不仅能提供普通酒吧的一切，还能让你‘扭转心情’。”我本打算通过这种新颖的方式让团队知道我理解他们的感受。而晚餐并没如期进行，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导致封城，所有计划都泡汤了。3月中旬，原计划去“破坏酒吧”的那天，在执行领导团队圆桌会议上，新冠病毒感染成了最急迫的难题。我向团队表态，应对挑战的时机就在眼前。我和大家讨论了三个优先事项：员工安全及福祉；保障医院必需药品供应；针对新冠病毒感染制订全新的医疗解决方案。大家开始着手做出相应决策，当时最迫切也最困难的一个决策，就是关闭辉瑞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办公场所，开始远程办公。
听取完所有意见后该做决策了，我决定关闭办公场所，对首席数字官莉迪亚·丰塞卡说：“你要保证远程办公顺利进行，这是利害攸关的大事。”我是外向之人，与人打交道让我精力倍增。我习惯看着对方的眼睛、解读对方的肢体语言、在一场艰难的谈话后陪对方穿过走廊……怎样适应居家办公？但没想到，开始远程办公后，改变对我来说竟如此容易。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我通过计算机屏幕可看到几十个人，仍可看着他们的眼睛，解读他们的肢体语言。
很多在收发室、安保部门、餐饮部门和卫生部门工作的人，隶属其他与辉瑞签订服务合同的公司。我们每天都和他们一起工作，把他们当作辉瑞大家庭的成员。我最先冒出的念头就是，路易斯该怎么办？路易斯·佩尔多莫是我们咖啡厅的咖啡师，也是辉瑞的传奇人物，他是快乐的化身。他的微笑能点亮整个房间，对很多爱喝咖啡的人来说，走进办公室看到的第一人就是他。而他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几年前，他十几岁的儿子不幸死于癌症，但他总能给我们一个微笑、一句亲切的话语，如果幸运还能在早晨得到他的一个拥抱。大家都在担心，如果关闭办公室并长时间中止部分服务，路易斯和许多其他出色的服务人员可能会丢掉饭碗。我说：辉瑞会继续向这些外包公司支付定期款项，前提是对方必须保留为辉瑞工作的那些人的职位，就算他们不必提供服务，也要保留相应职位……每个人都赞同这个决定。任务由辉瑞采购团队负责实施，他们与辉瑞各业务部门合作，尽可能维持外包公司收入。
和其他首席执行官一样，我对辉瑞全球9万多名员工的健康和福祉抱有强烈的责任感。但作为一家处于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医疗保健公司，辉瑞也担负着额外责任。我们员工为全球数亿患者探索、开发和生产药物，这些遭受癌症、心脏病或关节炎折磨的患者每日生活都离不开我们。迫在眉睫的事是我为辉瑞设定的第二个优先事项，即“保障医院必需药品供应”。无论有没有新冠病毒感染，患者都需药物，我担心这些药品可能会出现库存短缺，尤其担心医院情况，一定会人满为患。而辉瑞又是全球最大的医院用注射药物供应商之一，公司元老级人物、辉瑞首席财务官弗兰克·达梅利奥是个行动力强、善于解决问题的人，我与他探讨了我的担忧。弗兰克负责监督生产工作，他提醒我，库存短缺不可避免。这些药品需求量可能会变为之前的10—50倍，同时，药品产量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限制措施下很难提高。我号召辉瑞团队务必在这场公共健康危机期间不负所望，我们没有失败的权利，大家接受了挑战，立即投入战时状态。我们多年前就考虑到这种情况，并制订相应危机管理计划。生产部门管理层启动了计划，当时辉瑞生产工厂已在“二级戒备”状态下运行，施行部分限制和特殊安全措施。我们决定将所有生产工厂提高至“三级戒备”状态，只有必要人员才有资格进入工厂。此外，还实施更加严格的安全指导方案，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员工的奉献精神让我深受震撼。缺勤比例保持在不到3%；同时工人必须每天到生产现场报到，其他人则在居家安全环境下工作。
使命之旅
回到“使命之环”时，尚未聊到意义最为重大的优先事项，即针对新冠病毒感染制订全新的医疗解决方案。病毒测序结果公布后，研究人员立即开始在分子库中寻找匹配的抗病毒化合物。研究人员从中选出几种可能有效的抗病毒化合物，但还需进行更多测试才能做出最终选择。此外，我和米凯尔在几天前刚达成共识，承诺辉瑞将致力于研发一款新冠疫苗。对研发抗病毒疗法及一款可对抗新冠病毒感染的疫苗两个选项，我们都进行过讨论，但二者都花费不菲。弗兰克提醒我们，公司没有为这些项目设置预算，并问需要多少钱。米凯尔给出大致数字时，弗兰克脸上的表情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更糟的是，时任辉瑞生物制药集团总裁黄玮明担心疫情将对辉瑞当前业务的预期收入流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她表示，作为上市公司，辉瑞可谓腹背受敌。就是说，辉瑞的支出会大幅超出预算，营收也会少于原先预期。大家正面对残酷的数字一筹莫展时，我询问大家的看法，所有人想法一致：我们必须义无反顾。
形势如此严峻，关乎这么多生命的安危，财务数字在优先列表上的位置应靠后。我指着贴着患者照片的墙说：“这次事态非比寻常。如果辉瑞今年的支出超出预算，明年便没人记得。但如果我们现在错过了为世界作出贡献的机会，会一辈子耿耿于怀。”我感受到团队成员的决心，而他们也感受到我要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决心。这是2020年大家最后一次在“使命之环”见面，但这次会议奠定的基础，让我们做好了迎接战斗的准备。
这一天，就是辉瑞奇迹之旅的开始。
文/艾伯乐（作者系辉瑞董事长兼CEO，本文摘编自《科学的胜利》（湛庐文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编辑/陆佳
本文刊载于《中外企业文化》2023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