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乃是大脑所在。首都的选择紧密关系着国家的安全与发展。而在选择的过程中，因为关系着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所以政治和军事因素的考虑要优先于经济和文化。在我国，有俩个京字结尾的城市名，北京与南京。很多南京人会不服气，为什么都是京，偏偏把首都定在了北京？本文将细致地分析这个问题。
纵观我国历史，曾经承担过首都职能的城市有很多。名气大一点的有众所周知的西安，洛阳和开封。不是那么出名的有大同，沈阳和成都等城市。西安和洛阳这样千年古都的衰落有经济中心迁移等一系列历史因素，本文不再逐个去探讨。而大同和成都等城市也只是区域政权的中心，不具有参考性。因此，本文重点将放在北京和南京的对比上。
首先，政治因素的考量。我国历史上的朝代大多数龙兴于北方，现代中国也不例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东北地区最先成为解放区。其后经过一系列自北向南的大规模战役后，全国才逐步解放。因此，定都北京有利于新生政权的稳定。
再者，北京是多股政治势力的交汇点，东北方向是曾经的伪满洲国，解放后依然活跃着大量苏联军情人员。北方则是刚独立的外蒙政权，而国内的内蒙古自治区也刚刚成立，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不得不防范蒙古民族主义的兴起。西北方向则也有数量众多的穆斯林同胞和突厥系各民族。
相比之下，南京的政治构成则是单一很多。因此，选择北京做首都易于协调各方关系，整合国家力量。更何况解放后南京留下了大量国民党特务，定都南京不利于国家安全。
其二，则是军事因素的考虑。历史上，我国的强敌都来自北方。从最古老的匈奴到今天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主人向来都是强兵劲旅，战斗能力名列世界前茅。而相比之下，南海方向上的东盟诸国，没有一个能对中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和伤害。天子守国门，立北京为首都，可以震慑北疆的强敌，而南京因距离太远，难以形成这样的辐射力。
再者，从军事防御角度考虑，长江下游江面宽阔，外国军舰通过长江入海口可以很轻松地进入南京流域。而相比之下，北京以天津作为拱卫，天津又深处渤海湾腹地，从水路上很难大规模进兵，防卫压力也就小得多。
其三，从文化上的衡量。从历史角度看，北方一直都是各民族的交融之地。不同的民族政权在北方建立功业，同时也加快了民族的融合速度。今天的北京方言，也因此受到蒙古语和满语的深刻影响。环顾北京四周，也可以轻松找到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北京因此取各家之长，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心。
而相比之下，南京虽然也是中国的文化核心区，自古以来便人才辈出，但却是单一的汉文化，甚至可以说是汉文化在北方强敌压境时的避风港。在这样的条件下，南京保留了很浓的古典士人文化，却与其他民族相对隔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需要兼顾到各民族在中华文化中的作用，不能顾此失彼。南京作为首都，难以起到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带头作用。
其四，经济方面的原因。从五代十国开始，中国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直至形成南强北弱的局面。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影响等一系列因素，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最好地区依然是东南沿海各省，北方经济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以北京为首都，便于调动全国资源至相对薄弱的北方，实现各区域的均衡发展。如果在首都在南京，那资源将更集中于原本已相对富裕的南方，进一步拉大各省的差距，不利于国家的整体稳定。
此外，南京人颇为津津乐道的历史便是民国时期南京曾经短暂作为首都。其实仔细分析，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而已。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蒋介石依靠江浙财阀的力量，勉强实现了表面上的国家统一，而实际政府运行中，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实在有限，到了基层则需要依赖士绅阶层作为代理人管理广袤的农村。在这种情况下，江浙地区不可不谓是蒋介石的政治根基所在，颇有点当年关陇集团的味道。加上蒋介石本身出身浙江，定都在江南地区的南京就符合情理了。
其次，当时的华北地区形势比南方更加危急，东北则已被日寇占领成立伪满洲国，直接威胁到整个华北地区的安全。因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以北京为首都不利于国家休养生息，进行生产备战。而偏安南京，至少能让民国政府赢得时间为更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调动各方面资源。
如果我们横向比较世界各国的首都选址，就不难发现政治和经济的全局考虑是各国普遍遵循的规则。比如土耳其选择安纳托尼亚高原上的安卡拉作为首都，而不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首都伊斯坦布尔。一是因为安卡拉内陆高原，比起伊斯坦布尔有着天然的战略纵深。二是以安卡拉为首都，可以带动经济比较落后的东部地区。
同理还有巴西从里约热内卢迁都至巴西利亚，同样是为了国家安全和拉动内陆地区经济。除此之外，首都对领土的巩固作用也是重要考量因素。哈萨克斯坦将首都从相对湿润的阿拉木图迁至俄罗斯边境苦寒之地的阿斯塔纳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首都选址直接关系到发展与兴衰。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决定了最终结果。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南京和西安洛阳一样，已经不再是合适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首都中国》中國社會出版社 2008年 向阳/倪建中
2.《中华民国史》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张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