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其他文学作品、典籍文献一起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它的经典名句犹如中国文学百花园里的一朵朵奇葩，五彩缤纷，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欣赏、传诵，在近些年高考诗歌鉴赏题中也时有“名句鉴赏”出现。本书根据中小学现行《语文》教材中的古诗词课文、《唐诗三百首》（清·蘅塘退士编）和《千家诗》（宋·谢枋得《重订千家诗》和清·王相《五言千家诗》合并而成）及其他著名古诗词，精选其中的经典名句编写而成，题名《古诗词经典名句赏析》。
本书虽名为《古诗词经典名句赏析》，然唐诗宋词及其他古诗词里的经典名句浩如星海，一是受篇幅所限，二是主要针对中小学生课堂学习、课外拓展阅读所需及作为教师教学参考，仅选其中传诵广、思想性强、与教学有关的经典名句三百句成书。同时，本书亦可作为社会各界人士闲暇之时欣赏阅读。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汪曾祺在他的《〈汪曾祺小品〉自序》中曾说：“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汔可小休’，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需要‘滋润’。”愿这本《古诗词经典名句先生》就是“滋润”人们心田的那点“清凉”与“宁静”。
为便于广大读者用好这本书，通过对古诗词名句的研读来鉴赏古诗词，这里对唐诗、宋词做一概说，对《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做一简介，谈谈古诗词的鉴赏要点。
唐诗概说
唐诗，是唐代诗歌的称谓。唐代是中国诗歌创作高度繁荣的时期，诗歌创作繁荣，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流派众多、体制齐备，作家作品量多质高，据《全唐诗》存录，诗有四万余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2200多人。它显示出中国古典诗歌已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唐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的诗歌变革准备，盛唐的全面繁荣，中唐的二次繁荣和晚唐注重形式技巧而气势衰落4个阶段。
初唐 唐朝建立之初，主要诗歌作者是唐太宗和他的廷臣，诗风主要受到南朝的影响，不同的是这些雄才大略的君臣有着开阔的胸怀，也写出一些带着雄浑刚健气息的诗。到“初唐四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有所开拓，但他们仍未摆脱六朝后期“采丽竞繁”的影响。真正廓清梁陈诗风影响的，是武后时期的陈子昂。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抵制浮靡诗风。与他略同时而不同流派的，有沈佺期、宋之问和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他们的作品多是奉和应制、点缀升平，但他们其他题材诗中，也有一些佳作。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三人被后世称为五、七言律诗定型的奠基人。此时诗坛在宫廷诗人群之外，还有一位写隐逸和山水田园题材的诗人王绩，他的诗以感情真率、词语质朴见长。活动于太宗、高宗朝的宫廷诗人上官仪的诗，到显庆、龙朔年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广泛模仿，称为“上官体”。
初唐诗开始摆脱南朝诗风影响的是被后人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杨长于律诗，卢、骆长于歌行。他们开始把诗的题材从宫廷转向边塞，转向关山羁旅、伤怀赠别，表现慷慨情怀和壮大气势。初唐诗在诗歌题材和风貌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吸收发展魏晋南北朝以来积累起来的丰富艺术经验。律诗的定型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成就。从永明体到五、七言律诗的定型，与陈子昂同时的诗人杨炯、杜审言、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等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沈佺期、宋之问和杜审言律诗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他们被贬谪期间的一些诗作上。与律诗定型同时的另一成就，是诗歌意象境界创造技巧的走向成熟，代表诗作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盛唐 唐玄宗开元、天宝间，诗歌全面繁荣，名家大量出现。他们的作品精丽华美、雄健清新、韵律和谐，表现了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在盛唐诗中比重很大。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其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田园山水诗人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最知名，他们的诗多反映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用五言律绝和五言古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标志。李白的名作，以“安史之乱”前为多。内容、题材丰富，气势雄放，想象丰富，风格飘逸，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唐朝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心理。杜甫的诗则是动乱时代的“诗史”，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博大精深，沉郁顿挫；开新乐府运动先声。另外，元结、沈千运、孟云卿等人也是此期较有特色的诗人。
景云（唐睿宗李旦的年号）中，张说、贺知章、张旭、王翰、王湾、张九龄先后登上诗坛。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批巨星升起，出现了一个诗的辉煌时代。孟浩然、王维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与他们的创作倾向相近的有张子容、裴迪、储光羲、常建等诗人。高適、岑参、王昌龄、祖咏、王之涣等则以反映边塞军旅生活见长。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伟和建立功业的慷慨豪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的二十几首边塞诗，表现出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他的七言绝句成就极高，在当时就很有名。边塞诗写得最具特色的是岑参。他两赴边塞，较长时间地经历军旅生活，最好的诗都写于这两次边塞之行。他善于描写且极富想象，笔下的边塞风物雄奇瑰丽，军旅生活豪雄奔放，五古和七言歌行尤为出色。
中唐 这一时期，国家衰落，诗坛也不景气。“安史之乱”后又继之以“藩镇割据”，战争连年不断，民生凋敝。盛唐社会的昂扬精神风貌、充足的自信心消失了。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的风神气韵，也变而为清丽纤秀、淡雅幽远，有时还带一重淡淡的感伤。这就是被后人称为“气骨顿衰”的大历诗风。以刘长卿、韦应物和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大历诗人，把律诗写得更加精致细腻，有时也流于炼饰。韦应物是个例外，他的诗清丽淡雅中尚存有盛唐余韵。
中唐时期，较杰出的诗人是韦应物，其田园山水诗高雅闲淡，而其乐府歌行则于婉丽流美中颇寄讽喻。此外，戎昱、顾况、戴叔伦等也有反映民生疾苦的佳篇。“永贞革新”和“元和中兴”使诗坛重新活跃。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一派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广泛反映现实、批评时政的政治讽喻诗，风格舒徐坦易。而韩愈、孟郊、李贺、贾岛一派则以奇险峭刻见长。但韩诗气豪，孟诗思深，李诗幽丽，贾诗清苦。此外，姚合诗清奇僻苦，卢仝、刘叉等人以奇崛见长。两大派之外，柳宗元的诗或澹泊雅丽，或哀怨激越。刘禹锡的诗精练含蓄，意境优美，韵律和谐。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新精神和个性风格是异常突出的。
到了元和年间，诗风又一变。以唐顺宗“永贞革新”和唐宪宗元和削藩为标志的政治改革，给士人带来了中兴的希望。诗坛也充满革新气象，出现了不同的诗歌流派。王建、张籍以古题乐府写民间生活。元稹、白居易、李绅提倡新乐府，主张讽喻。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主张。元稹、白居易、李绅都写有新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命运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对于人民疾苦的同情。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通俗易懂。他除了50篇《新乐府》和大量讽喻诗之外，还写有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为成功的，则是他的长篇歌行《琵琶行》和《长恨歌》。元稹也主张有所讽兴，他也写新乐府，如《田家词》、《连昌宫词》；但他的代表性作品，是恋情诗和悼亡诗。他的这类言情短诗和他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当时受到广泛的仿效，人称“元和体”。与元、白诗派在诗歌艺术取向上不同的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这一诗派除韩、孟之处，还有李贺、卢仝、刘叉和贾岛等人。这一诗派重主观情思的自由抒发。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诗歌主张。孟郊善于写穷困生活，把诗境写得清冷枯槁；贾岛和孟郊一样以苦吟见长，而诗境则孤峭僻涩。苏轼论孟郊、贾岛诗，说“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韩、孟诗派崇尚怪奇的另一重要成员是李贺。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的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世界、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其诗的意象往往怪异而色彩斑斓。韩、孟诗派艺术上的又一特色，是散文化倾向。他们常常打破律体的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
中唐除韩、孟诗派外，还有柳宗元、刘禹锡等。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与韦应物并称“韦柳”。刘禹锡才力雄健，有“诗豪”之称，他的《竹枝词》诸诗，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音调，成为后世文人学习民歌的范本。
晚唐 “元和中兴”的希望落空之后，中唐那种改革的锐气消失，唐诗又为之一变，伤时怀古、爱情主题、隐逸情调进入诗中。许多诗人转向内心，走向自我。晚唐虽有过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者和作品，但总的来说，缺少盛、中唐的阔大气魄与浑融境界。杰出诗人李商隐、杜牧在诗歌艺术上有独特的贡献。温庭筠才思清绮，词采秾丽，但格调低。此后诗家多是效法前人，艺术上无重大突破。较有名的诗人有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韩偓等人。
杜牧、许浑有非常好的咏史诗。特别是杜牧，以其大手笔笼括历史，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苍茫感慨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李商隐则成为深入细腻反映心灵世界的名家，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一个诗歌的新天地。他把诗写得细美幽约，幽深绵邈，既朦胧多义又亲切可感，表现出一种凄艳之美。与李商隐同时的温庭筠，词彩秾丽，内容则趋于轻艳。
咸通（唐懿宗李漼的年号）以后直至唐亡，诗人诗作众多，而成就却不大。这时较有成就的诗人是郑谷和韦庄。郑诗清婉悲凉，韦诗清新秀丽。晚唐诗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贾岛、姚合承传下来的苦吟诗风有很大的影响，一直延续至宋初。
唐诗体式 中国古代所说的“体”，有体式、体裁之分。诗为文学体裁之一。诗之中又有不同的格式要求，是为体式，如古诗、律诗。古诗在唐前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律诗则是唐代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体式。
古体诗也称“古风”，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四言是最早的一种诗歌体式。论者常认为四言是正体，李白也说“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孟棨《本事诗·高逸篇》）。但唐代四言诗极少，六言诗数量也不多。五言是古诗的主要体式。五言古诗抒情叙事少受约束，以自然质朴、深切醇厚为高。
唐初五古，沿齐、梁之旧。陈子昂反齐、梁之绮靡而复汉魏之古朴。至李白、杜甫、韩愈，唐五古才极大地拓宽了表现领域，议论、叙事、言怀千变万化，无所不能。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韩愈的《南山诗》都是代表作。唐人古体受新体诗影响，往往杂入律句，甚者或古、律难分。
初唐七古，流丽婉转，排偶相参，数句一转韵，蝉联而下。盛唐七古体貌一变，李白、岑参重气骨风神，不重排偶，气势恢弘壮大。中唐韩愈以散文句式、章法入诗，七古又一变。而白居易、元稹的七言歌行，则继初唐体式，婉转述情，娓娓叙事，时杂律句，注重声调的和谐。中唐之后，注重气象风神、不入律的七古与注重情思韵味、有律化倾向的七古并行发展。
乐府诗体在唐代很难与古体严格分开。就这一体式的新变而言，大约有二种：一是用乐府古题而寓以己意，或以古题而写现事；一是别创新题，即事名篇。前一种，虽用古题而实具强烈的现实感，如李白的一些名篇。后一种，从杜甫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到元、白的新乐府，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开拓出了乐府诗作的一片新的天地。唐代乐府大多不合乐，但也有合乐的，如李贺的一些作品。
五、七言律诗是唐代发展起来的新诗体，也是唐诗的主要部分。特别是中唐以后，律诗占绝大部分。五律完全成熟，把这一体式运用得出神入化的，是王维、孟浩然、高適、杜甫、刘长卿等人。七律的发展比五律晚。初唐应制诗中有接近后来的七律规矩者，但尚未定型。到李峤、杜审言、沈佺期和宋之问，七律才基本定型，但作品数量也还不多。七律在写作技巧上的成熟，是由盛唐诗人王维、李颀、高適、岑参、贾至、崔颢等人完成的。但极大地开拓七律境界的是杜甫，特别是他晚年的诗作。杜甫之后，刘禹锡、白居易、刘长卿都是七律高手，而对七律作出更为出色贡献的是李商隐。他运用象征、暗示、事典等手法，扩大了七律的容量。其诗歌格律之精纯、音调之婉转华美、语言运用之细密、意境之幽邈，把七律这一体式的运用推向很高的境界。
五、七律的扩展是五言排律和七言排律。在唐代，排律的数量和成就都不如五、七言律，或是因为排律这一体式限制太多的缘故。
唐诗的又一重要体式是绝句。绝句源于乐府，体式则有古绝和律绝。古绝、律绝都分五、七言。唐人绝句数量超过万首，且佳作如林。贺知章、李白、王维、王昌龄、杜牧、李商隐的绝句都有很高的成就。绝句在唐诗诸体中是一种难写的体式，体制小而容量大，精工锤炼而机神自然，始见功力。唐代的绝句是可用于合乐歌唱的，在唐诗诸体中，它与音乐关系最为密切。
唐代诗歌体制多样，宋以后的整个中国古典诗歌，都未超出它的范围。
佛教对唐诗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诗僧。《全唐诗》收僧人诗作者113人、诗2783首。初唐王梵志的诗，今存390首，涉及世俗生活的，多写底层的贫困与不幸；宣传佛教思想的，多劝人为善。中唐寒山的诗表现禅机禅趣，影响深远。许多诗人与僧人交往，这也大量反映到诗中。《全唐诗》中有此类诗2273首，与僧诗相加，占《全唐诗》的1/10，还不包括其他诗中反映的禅理、禅趣之作。道教对唐诗也有深刻影响。不少诗人有神仙信仰，诗中有不少神仙幻境的描写，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是突出的例子。
唐诗对后世影响巨大，被奉为典范。后人的编选、笺注、品评、研究未曾间断。唐诗总集有明·胡震亨的《唐音统签》、清·彭定求等的《全唐诗》。选集方面，唐代有《唐人选唐诗（十种）》，宋·李昉等的大型诗文合编选集《文苑英华》保存了大量唐诗资料，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对绝句一体辑录详备，都是影响较大的选本。历代评论、研究的专著也极为丰富。
宋词概说
宋词，是宋代的一种文学样式，为长短句歌词。宋代是长短句歌词的繁荣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词以宋称，体现了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重要地位。
词兴起于唐代，入宋发展成为一代之胜，据《全宋词》及《全宋词补辑》载，作品有2万余首（不包括残篇、附篇），有名可考的作者有1430余人。这不仅有宋代特定历史环境的原因，也是文学自身发展演化的结果。
宋词在文体上的特点是长短句相间，这同唐代以五、七言为主的齐言诗歌不同。现在所见到的宋词有各种各样的“词牌”，如〔水调歌头〕、〔满江红〕、〔念奴娇〕等，每一支词牌，都有不同的格式。全词的句数、各句的字数、每字的平仄，都各有定格。这种定格，是由曲调的结构所决定的。后人按照这些词牌填词时，必须遵守这种词格，就是为了让这些新填的文词能按传统的曲调歌唱。宋词对后世戏曲有很大影响。
词源于民间，长于言情。在宋代，上自皇帝，下至庶民都普遍喜好这种新兴歌词，新创了很多词调。宋代立国推行厚待官吏的政策，社会经济恢复、发展。至北宋崇宁年间，都城汴京（今开封）成为文化娱乐中心，出现了“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的繁华景象。南宋政权偏安江南时期，都城临安（今杭州）又成为官僚、豪绅纵情享乐的场所。词这种体裁从草创时期的大众艺术过渡到文人手中，进入以言闺情与赏歌舞为主的时代。同时受燕乐的制约与熏陶，也形成了特殊的艺术个性，具有特殊的艺术功能。
宋词的发展大约经历了南北宋两个时期，词自北宋而始大，至南宋而极其工。南北宋又可各分为3个时期。
北宋 初期，以承袭晚唐五代词风为主，受冯延巳词的影响较大，崇尚浮靡，内容多写花前月下，形式多小令，风格多香软。代表作家为晏殊、张先、柳永、欧阳修等。
北宋中期，是宋词成为一代文学的关键时期，代表作家是苏轼，他从根本上改造了词的体制，提高了词的地位，开拓了词的内容，创立了豪放词，冲破婉约词的一统天下，给词注入了新的生命。
北宋后期，只有一小部分人继承苏轼词风，如黄庭坚的一小部分词，多数词家仍沿婉约词风发展，包括苏轼的门人秦观在内。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为周邦彦，较之以前的婉约词，制作更精，韵律更严，艺术成就更高。
南宋 初期，在北宋末年多写艳丽之作的词人，南渡后多抒发乡关之思、亡国之痛以及抗敌御侮之情。代表词人有李清照、张元幹、张孝祥、朱敦儒等。
南宋中期，是宋词的繁盛期，代表词人为辛弃疾、陆游、陈亮、刘过。特别是辛弃疾，其词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他的豪放词足以使豪放词成为宋词中的一大流派，使词真正成为“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刘熙载《艺概》卷四）的文学形式。这一时期以姜夔为代表的婉约词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长于音律，精通乐理，“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四库全书总目》），使词与音乐结合得十分完美。
南宋后期，词坛纷纭繁杂，“词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朱彝尊《词综·发凡》），一方面辛弃疾的继起者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豪放派词，内容上多写抗敌斗争和亡国之恨，风格上更为沉郁悲壮；另一方面姜夔的继起者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婉约派词，内容上多抒发凄凉哀怨之情，风格更重骚雅、空灵与音律。
词派 宋代词派众多，有所谓“柳永体”、“东坡体”、“易安体”、“朱希真体”、“吴蔡体”、“稼轩体”、“介庵体”、“白石体”等不同称谓，但从总体上看，不出婉约、豪放两派。婉约、豪放虽不足以概括丰富多彩的宋词，但概括了宋词有阴柔、阳刚的两种基本倾向。
婉约派 婉约，是婉转含蓄的意思，内容多写儿女风情，结构缜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风格清新绮丽。代表作家为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及南宋的众多词家。
豪放派 豪放，是豪迈放纵、气象恢弘的意思，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答陈季常书》），并写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之类的豪放词，打破了传统词风，开创了与柳词相抗衡的另一词派。南宋辛弃疾继起，成为词史上著名的苏辛词派。豪放派的特点是视野开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用典较多，不受音律限制，时有粗疏平直之弊。除苏、辛外，北宋的黄庭坚、晁补之、贺铸，南宋的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幹、陈亮、刘过等都是豪放词的代表人物。
（以下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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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经典古诗词APP》（简称“古诗365APP”）
含：《学生古诗词经典读本》365首，《唐诗三百首》全译新注313首，《千家诗》原版新注226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