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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其理论的实质在于：根据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技术等条件，确定区域经济专业化方向，通过地区间大规模的产品交换，实现区域间的比较经济利益，提高整个区域的劳动生产率。
马克思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是以劳动为契入点的。他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为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作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作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作个别的分工。”马克思在阐明社会分工的内涵和类别后，对产生社会分工的原因做了如下精辟论述： “在家庭内部，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随着共同体的扩大，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各氏族间的冲突，一个氏族之征服另一个氏族，这种分工的材料也扩大了。……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共同体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从而使它们转化为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
然而，劳动分工导致生产部门的分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初，劳动分工引发了自耕农业以及不同的手工业的产生。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产生，使“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者同时进行。这种偶然的分工一再重复，显示出它特有的优越性，并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工场手工业便是在这种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 “工场手工业的产生方式，它由手工业形成的方式，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以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结合为出发点，这些手工业非独立化和片面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它们在同一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成为只是互相补充的局部操作。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以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为出发点，它把这种个人手工业分成各种不同的特殊操作，使之孤立和独立化到这种程度，以致每一种操作成为一个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因此，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或者进一步发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过去分开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当社会内部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工场手工业的内部便出现了分工。“为了使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更完善，同一个生产部门，根据其原料的不同，根据同一种原料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而分成不同的有时是崭新的工场手工业。”与不同手工业的结合形成工场手工业一样，“不同的结合的工场手工业成了一个总工场手工业在空间上多少分离的部门，同时又是各有分工的、互不依赖的生产过程。结合的工场手工业虽有某些优点，但它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工场手工业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机器的出现破坏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形成基石，推动了新部门的产生、部门内分工的加剧以及大工业的形成。以机器生产机器，并以机器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大工业使“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化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趋势，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给这个工业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那些部门的生产首先会增加。”进而，“机器生产用相对少的工人人数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劳动工具等等的数量不断增加，与此相适应，对这些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也就分成无数的部门，因而社会生产部门的多样性也就增加。”
社会内部分工以及产业内部分工促进了劳动的地域分工的形成，这在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时期尤为显著。“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faux frais)”。劳动者、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料的集聚使得曾经为个别消费者的劳动变成为手工工场或商业店铺的劳动。“这样一来，往往整个城市和整个地区都专门从事某种行业”。劳动的地域分工由此发生了。“把特殊生产部门固定在一个国家的特殊地区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点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出现，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殖民制度( 二者属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一般存在条件) ，为社会内部的分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机器生产则进一步推动了劳动地域分工的发展。“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外国的殖民地化，而这些外国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
劳动的地域分工导致了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结合。“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城乡的对立不仅是分工的基础，而且贯穿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的始终。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论述： “大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地方的局限性。……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到农村地区去经营。……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造成新的大城市。”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在集聚社会的历史动力的同时，也“破坏着人和土地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这又必然导致城乡由分离走向结合。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是以劳动条件或劳动者与土地的分离为条件的，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侵入农业时，以农业为生计的劳动者因遭受剥夺而与生产条件相分离，这必然破坏农村家庭手工业，促进农业与工业的分离。现代农业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和生产资料，但“在现代农业中，像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农业与工业原始的纽带，“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生产力布局的基础上认为，尽可能实现全国生产力的均衡布局有利于促进工农结合、消灭城乡分离。他们主张，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应“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就要求无产阶级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造自然和生产力布局等旧有的社会经济关系，如“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875 年3 月，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 “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马克思、恩格斯在主张“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的均衡分布”的同时，也肯定了区域差异存在的合理性，强调协调布局生产力的必要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逐步消灭城乡分离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时指出： “从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什么空想。”
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表明了劳动分工是导致社会分工、产业分工、区域分工的本源所在，也蕴含了生产力均衡布局和协调配置、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等理论原则，这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格局的调整变动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