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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比较优势是在静态条件下(即国内土地、其它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基本不变)，一国若集中生产并出口本国要素最密集的产品，而进口本国相对更为稀缺的要素生产的产品，就可获得最大利益。静态比较优势是指自然形成的比较优势,人类活动可以在数量上影响其赋存状况,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禀赋格局
比较优势理论自1817年李嘉图提出以来，到20世纪7O年代末新贸易理论兴起，一直被视为指导国际分工及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其主要观点是：劳动生产率及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能影响世界贸易的方向和贸易利得，通过国际分工可以使贸易双方，甚至是具有绝对劣势的一方，都获得更大的福利。长期以来，我国也以其作为指导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重要理论。直至现在，许多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依然强调要发挥我国的资源比较优势。事实上，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都是基于现有和传统遗留下来的优势，虽然着眼现实，立足于对所在国、所在地区和组织现状的资源、立场来分析所得所失，但没有从辩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视野来考虑发展竞争主体各自所拥有优势条件的变化，没有考虑科学有效地对发展主体的优势予以创新和合理规划的可能性，没有用动态的、全方位和未来发展的眼光培育组织的动态的竞争比较优势，因而所说之比较利益只是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静态比较利益。按照静态比较利益来指导外贸，实质上只涉及各国在既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通过国际分工来获利的问题。虽然交易彼此都可以从中受益，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提升这个重大问题，贫富之间的差距很难缩小。[1]
第一，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分离使传统比较优势的有效性减弱，缺乏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难以为继。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地区)相比拥有的资源比较优势不外乎是大量廉价劳动力和绝对量不小、但人均占有量较低的自然资源。按照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中国选择与比较优势相符合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不外乎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的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当然，在不考虑非价格竞争因素的前提下，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然而，一旦考虑到生产率的差异和其他非价格因素，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中国在出口方面的低工资优势就不太明显，甚至较之某些国家还处于劣势。因为在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虽有比较优势，但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并不等于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有区别的，两者有可能分离。这主要在于：在现实贸易中，一国潜在的比较优势能否实现，贸易利润能否获得，取决于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否具备竞争优势。如果不具备竞争优势，产品将被排除在国际交换之外，比较利益就无法实现。而比较优势是相对于本国的资源和另一国的情况，而在世界范围内就不一定具有价格竞争力了，加上受到国际金融体制的影响及其他非价格因素如产品质量、性能、款式、包装、运输费用、品牌偏好、文化内涵、售后服务、差异化等的影响，使得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一维决定变为二维决定，即由价格竞争力和非价格竞争力共同决定。如果发展中国家在非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太弱，它们即使具有低价格的比较优势，也会丧失竞争优势。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形成资本或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比较优势对一国的意义明显衰减。
因为在以生产要素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中，后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要始终具有比较优势的同时也具有竞争优势；需要具备的另一个条件是，贸易双方的生产函数相同，即技术是相同的。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技术不是不可改变的。如果说在2O世纪7O年代以前，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把经济资源集中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让出来，部分发展中国家还能利用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去替代发达国家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力资源，从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那么，从2O世纪8O年代以来，特别是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发达国家广泛运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改造众多传统产业，大幅度地节约劳动力和降低劳动力成本，则抵消了后进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低成本方面的优势。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使一国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本土的资源，还包括外来资源(国外的资源禀赋)，并且在不少产业部门很可能是从国外进人的资本和技术要素在起主导作用。因此，一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已不像过去那样突出。这种情况下，如果单纯依托资源禀赋来确定本国的国际贸易结构，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带动产业发展，往往就会陷人“比较优势陷阱”，后进国家就没有追赶和后来居上的可能，只能被动地服从于“客观规律”—— 现有的世界分工格局。
第三，按静态比较优势确定产业结构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
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根据现有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给也越来越多，再加上国际市场上传统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日趋饱和，国际消费需求结构以及相应的投资需求结构已向更高层次转换，从而使得这类产品在国际上竞争激烈，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面对的只能是日益缩小的国际市场和日益下降的价格水平，形成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交换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易出现出口的“贫困化增长”，同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生产地区分布也不均衡，使我国产品极易遭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再加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歧视性的贸易政策，使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到了诸多贸易壁垒，在国际市场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