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ss,1944——):荷兰大都会建筑事物所(OMA)首席设计师,哈佛大学教授
目录 |
雷姆.库哈斯1944年生于鹿特丹,幼年在印度尼西亚度过,后来移居阿姆斯特丹,曾经做过记者和电影剧本撰稿人。库哈斯曾在伦敦建筑联合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建筑。1975年,他与艾利娅.曾格荷里斯、扎哈.哈迪德一道,在伦敦创立了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简称为OMA),进行全世界各地的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目前,OMA的总部设在荷兰鹿特丹,库哈斯目前是OMA的首席设计师、哈佛大学教授。近年来,他又成立了AMO以研究OMA。
1988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包括库哈斯在内的“解构建筑七人展”。1995年,库哈斯成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年度回顾展的主题,展览的题目是“雷姆.库哈斯和公共建筑空间”。2000年5月,库哈斯被授予第22届普利兹克建筑奖。
雷姆·库哈斯的建筑理论----社会角色和专业视角的反思
看过库哈斯著作的人都会觉得他的书像他的作品一样充满了新奇、眩目的味道;而且,不断的充斥着跳跃与不知所云。如何认识库哈斯的理论呢?这里拟从库哈斯的叙述方式与理论根基两方面入手对其进行理解。
《颠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 1978年)是库氏在大都会建筑学领域撰写的奇幻"建筑小说",也是了解库哈斯城市理论的最重要的文献。这部集论文、方案、作品于一体而编织的美学文本,对当代大都市密集性文化现实进行超现实主义的批评。所谓超现实,就是脱离了普遍的理论论述结构。一般的理论模式都为:是什么(问题的本体论)----为什么(问题的研究方法论)----怎么办(问题的现实意义及解决方案)。从库哈斯的有关著作来看,她只注重了第一步骤的渲染和铺陈,偶尔涉及到第二点的研究方法论,而绝少提及第三点。这种似乎从记者生涯中养成的恣意文风形成了库哈斯的研究习惯。
在对城市的认识的过程中,库哈斯的思考路径不是顺着建筑学的既定理论框架进行思考。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诸如网络对社会形态的影响、新时代生活方式的变革、建筑不得不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对城市发展速度的思考、资本财富在城市进程中作用的再认识、建筑师的收入与建筑作品及建设速度之间的关系----包罗万象、不一而足。几乎我们一般接触到的新事物,都库哈斯被纳入了对建筑学的反思之中。这种反思构成了库哈斯理论的基础,所指者何并不唯一,分析视角时常变化,难免有极大的眩目感和跳跃性。
从微观上讲,他要求建筑应对每种社会新问题做出回应,以保持一种先进性。从宏观来讲,他的结论就是建筑学的“末世论”,他在普利茨奖授奖仪式上发表讲话中说道:“我们仍沉浸在沙浆的死海中。如果我们不能将我们自身从“永恒”中解放出来,转而思考更急迫,更当下的新问题,建筑学不会持续到2050年。”这种末世论不是灭亡论,而是指传统建筑学理论的解体与消亡。
比如,库哈斯的普通城市(Generic City)的思想。他认为今天城市变化的真正力量在于资本流动,而非职业设计。城市是晚期资本主义文明产生的无尽重复的结构模块,设计只能以此现实为前提思考并成形。在这个意义上, 库哈斯颠覆了传统"场所"的概念。
又如,库哈斯对网络生活的理解:“……在数十年,也许近百年来,我们建筑学遭遇了到了极其强大的竞争……我们在真实世界难以想象的社区正在虚拟空间中蓬勃发展。我们试图在大地上维持的区域和界限正在以无从察觉的方式合并、转型、进入一个更直接、更迷人和更灵活的领域--电子领域。”
从现今的建筑学潮流上看,在建筑界普遍对现代建筑进行了反思,全球的思想界普遍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反思以后,渐渐的温和化了。库哈斯是身处在这个潮流之外,他的方法是让现代化更加现代化。面对资本聚集成的摩天楼,文脉是多么的无力;面对新事物的时髦和方便,人性本身也在不断变化。正如高尔基的一句名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库哈斯没有回头寻找古典的寄托,没有从人性中寻找建筑的最终归宿;他义无反顾的投入到对时代前端的筹划之中----至少他是这样认为。他的建筑在形式上依然没有违背现代建筑的造型原则,但在功能上却策划着一场又一场的颠覆----这正是库氏自我对建筑新潮形式的解释。
库哈斯不爱谈创作理论,尤其不爱谈形式。在他看来,它的形式完全源于他的逻辑--尽管别人不这样看。
总结他的创作理论对我们理解他是有益的,可以让我们明白形式的生成。经过我们总结,可以说有以下几点:
1、对建筑概念的反思。据库哈斯的解释,其建筑创作都遵循着从新的抽象概念到形式创作的方式。这或许是库哈斯城市研究的衍生品。
相关内容将在本文三部分论述。
2、新奇的荷兰式的形式。这一点给予他的惊人的创造力有关,又与他受过的造型训练、感受的文化传统有关。毋庸多论。
3、建筑手法上,库哈斯早期受荷兰风格派的影响,对穿插的墙面很感兴趣。而后又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爱用体块的组合,并积极利用建筑的必然元素(常为楼梯),创造出有时髦的感染力的空间。在室内喜用超现实主义的画作对墙面进行装饰。在大体块的处理上,常用玻璃幕墙,并且在竖直方向上,墙面常为倾斜一定角度或折现状的。
4、反文脉----可以看见 ,库哈斯完全沉浸在现代化的海洋中,根本没有对昨日的丝毫流恋。它的理论是前进、再前进,对新事物始终保持者不熄的热情、不衰的兴趣;他想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端。这也是正是他建筑创作的基础之一。 对将如明日黄花般的现存环境和古迹,库哈斯说道:“去***文脉”。
库的理论之所以令人费解,有人称之为理论与建筑设计时间的“巨大断层”,还由于库哈斯的理论存在着固有的矛盾。包括:
这些矛盾是建筑学在整体统一和个人创作之间,创作思维向前的跳跃进程中的必然矛盾,谁也无法消解和避免。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任何理论家都不可能盖世英雄般的用自己的理论去统一建筑界。同时,任何一种理论也无法替代建筑师实践中的创造火花与直觉,像数学一样充满着可重复的严谨逻辑推理。在集理论家与建筑师于一身的库哈斯身上,这些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正是在库哈斯身上又一次将他们清晰的暴露了出来。
也许你还没有听过这个荷兰人的名字,但是你肯定听说过即将在2008年建成的中央电视台CCTV新总部——那个扭曲的环状的庞然大物,像外星堡垒一样空降在北京未来CBD中的巨无霸建筑,日前还因为它那挑战常人的视觉经验和结构常识以及50亿元的惊人造价预算,而引爆了一场全国人民范围内的广泛争议。对!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ss)!就是这个身材高挑消瘦,五官轮廓分明,目光如鹰隼般犀利,“绝顶”聪明的60岁的荷兰老男人,抛出了上述骇人的CCTV新总部建筑设计方案,并经专家评委的几乎全票通过而获得这项新世纪中国新建筑“3大巨头”(其他两项为俗称“水蛋”国家大剧院和“鸟巢”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之一的工程。新CCTV这种将几亿人震呆了的设计出自库哈斯之手,其实毫不出奇,换句话说,出自库哈斯之手的建筑设计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库哈斯是当下走在世界新现代建筑最前端的领军大师,他以对20世纪末全世界的城市的发展形态和人类行为模式的深入而精辟的研究,作为建筑设计创作的源泉,因而每次出手都不凡,惊世骇俗的背后都在突显其天才的思辩和创造力以及超然而锐利的视野和超人的勤奋、激情。
“全球化旗手”、“跨文化偶像”、“新现代建筑明星”等等眩耀的名号,已然将库哈斯捧上神坛,尤其在我们这个极易将人神化的国度。11月28日,突然出现在广州的库哈斯,在短短的半天内,在广州的媒体、文化艺术界、建筑设计界及其爱好者中刮起一阵迅猛的旋风,其现身处处都遭到镜头闪灯和景仰目光的围追堵截狂轰烂炸,丝毫不亚于港台娱乐明星在广州的人气指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年,库哈斯生于荷兰鹿特丹,8岁时随父亲移居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雅加达,12岁又回到荷兰;19岁起在荷兰的一家报纸担任记者,并从事电影剧本创作,因采访过电影大师费里尼还一度想终生从影;1968年,24岁的他经历了“五月风暴”的“革命洗礼”后,作出了职业生涯的巨大转向——赴伦敦著名的建筑协会学院(AA School)学习建筑,而后再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深造;在美期间,开始了对纽约的“大都会”研究,并于1978年出版了《癫狂的纽约——一部曼哈顿的回溯性的宣言》,从此开启用社会学研究建筑与城市的学术道路。1975年,他与艾利娅·曾格荷里斯、扎哈·哈迪德创立了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简称为OMA);以建筑实践证明其著述所提出的理论原型;2000年5月,库哈斯因对建筑承上启下的历史影响而被授予被喻为 “建筑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建筑奖。目前,库哈斯是OMA的首席设计师、哈佛大学教授。最近,他又成立了建筑研究机构AMO以研究OMA。
有评论家认为:库哈斯所引领的“大都会建筑运动”是“依赖于其所在的大都会既有的社会结构──使大都会得到它自己特有的建筑;‘大都会建筑 '通过建筑链接了大都会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加剧了旧有事件之间的摩擦、碰撞、融合,使建筑本身成为城市某种程度上的中心,或者一个独立的‘城中城'。” 库哈斯认为,建筑师表面上拥有“创造这个世界”的权力,而事实上“为了将其构想付诸实施又必须引起业主的兴趣”,这种矛盾作用让他将建筑称为“全能和无能的混合物”。他主张通过了解和接受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物,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方式,来重新确定建筑在这个时代所处的位置,以及建筑所能做的一切。
于1995年出版的《小、中、大、超大(S,M,L,XL)》百科全书般的巨著奠定了库哈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另一位解构主义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如是评库哈斯)的学术地位。《Content》则是将其最新的建筑与城市研究成果,运用大量的漫画、拼帖、翻拍复制、地图图表分析等波普艺术设计手法,以杂志的排版和结构呈现出来,他甚至还加插广告,欲以减低成本低价销售让这本学术专著成为畅销书。
正是这种对当下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清醒认识和判断,让库哈斯创造出了一座座令人倍感刺激的建筑。库哈斯总是强调自己的建筑创作是基于逻辑和功能的,而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形式,但人们对库哈斯建筑的第一和最深刻的印象却往往来自于其超人想像的造型。这种回归建筑本质的功能先行与建成后的形式的冲击,所形成的有趣悖论,也许正是库哈斯成功的高妙手段。
《小、中、大、超大(S,M,L,XL)》(1995年),此书为库哈斯及同事运用现象学的种种知识思考建筑概念的纪录。在此书中,库哈斯还提出了“普通城市”这个重要的概念。他认为,可识别性来自物质环境,来自历史,来自文脉,来自现实,然而大都会的膨胀使这些因素被稀释而淡化;可识别性需要集中,但“一旦影响的范围扩大了,中心的权威和力量就日渐淡薄”。据此,库哈斯认为可识别性的趋向淡化甚至消失是不可避免的,可识别性的消失导致了大量没有历史、没有中心、没有特色的“普通城市”的出现。
这座新落成的建筑对“图书馆”进行重新定义或重新使用,让它不再仅仅围绕着书本,而是作为一个信息仓库,在这里一切媒体(新的和老的)在一个新的平等机制下予以呈现。在一个信息可以随处获得的时代里,只有让一切媒体同时展现,并使其展现和交互性实现专业化,才能使图书馆焕然一新。它构建出这样一种建筑概念:将现实世界的空间刺激和虚拟空间的图式清晰合二为一。
2002年,库哈斯第一次进入中国市场,他参加了北京新CCTV总部和广州歌剧院这两项设计竞标,结果一赢一输:由他设计的新CCTV总部的方案开始实施,而他那个将观众厅与舞台分离的标新立异的广州歌剧院方案最终败给了当年的创业伙伴扎哈·哈迪德。新CCTV在引起广泛争议的同时,也让库哈斯在中国的名声达到了顶峰,今年他接到了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工程的设计任务;同时还参加中国国家博物馆扩建工程的设计竞赛,但其再次不按常理出牌的“浇注”方案还是得不到大多数评委的理解而再次折戟。但现今的中国建筑界和地产界,库哈斯无疑已经成为金字招牌,许多开发商对他怀有叶公好龙的心态。库哈斯还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抑或打击?中国正在日益变成世界建筑师的实验地这个现实已无可回避,但多些库哈斯这样有启发和开创性的大师进入,总好过那些让那些二三流外国建筑师进来鱼目混珠。
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即将跻身于北京新兴的CBD区(中央商务区)的300幢高楼大厦之中,这些力求标新立立的楼宇展示着对垂直性的不同表达方式。
摩天大楼的悲剧在于它使某一块空间显得卓而不凡之后,便以平庸充塞其中并消耗之……这里说的平庸有两层含义:尽管摩天大楼可能孕育出新的文化,功能和生活方式,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是按照可以预料的方式进行布置,在其中进行的只是惯常的活动。事实证明,在形式上,它们对垂直性的表达已阻碍了想像力的发挥:随着垂直性拔地而起,创造性却轰然倒塌。
该项目并没有参与对终极高度的无谓争夺——任何建筑都只能在短期内取得第一高度的地位,很快便出现另一座更高的建筑——它要建造的是由两座高楼组成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群。
CCTV总部将电视制作的全过程,包括行政管理办公、新闻广播、节目制作和服务等,纳入一个互相关联的活动的立体环形结构之中,是一座对员工和技术来说都非常可靠的建筑。
另一座楼为电视文化中心,主要用于接待观众和宾客,将宾馆和大型音乐演奏厅、剧院以及电视演播厅融为一体。
OMA不想建造一个由功能各异的建筑物组成的杂乱楼群——即将演播厅和制作设施与行政管理和创作部门分开;相反,他们建议将与电视有关的功能集中在一个建筑中,这样,每名员工总是能够了解其同事的工作性质,从而形成一个互相依存的链条,以促进团结、减少孤立,加强协作、减少对立,建筑物本身促进了电视台的凝聚力,并向世界昭示出一个坚强有力的新形象。
在广州歌剧院方案竞赛中,雷姆·库哈斯提供的方案,是完全新的一种概念:把观众厅与舞台分离。观众厅则跟门厅、休息厅等连成一个折叠的整体。两个部分通过舞台向观众厅的开口实现互动。使观众厅与室外的空间形成观众区,衍生出文化广场的空间。而舞台和工作室及其它部分共同形成“表演工坊”。这种分离使不同的使用者、不同的人流各自有各自的空间;然后才是新颖的形式。
以往的歌剧院,都是把观众厅于舞台作为一体而独立于其他功能部分进行设计,然后再在观众厅-舞台这个体的外面搞文章。而库哈斯则从功能和形式上都对此进行了颠覆/也就是创造。价值就在于,把歌剧院恢复到原本合理的状况--不同使用人流的空间分开处理,再使两者在功能的核心/观众厅+舞台处发生交互作用。
库哈斯的这样的分离使得观演空间的整体性被破坏,而同时公共空间作为一个建筑表现的主体,完整而热闹,强调的是城市性。整个剧院建筑的等级秩序被颠倒,公共空间成为主,而观演空间成为辅,失去了观演空间的礼仪性和神圣感。这样的分离反叛了传统的将歌剧院作为艺术场所的社会价值观,歌剧院成为一个城市的以歌剧为主题的公园。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或者游戏,戏谑并荒诞着。这也许与燥热的广州对标志的期待和对现代时髦的“新生活”的期待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