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结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连结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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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结性行动由班尼特（Bennett）和赛格贝里（Segerberg）提出，他们认为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应用，改变了社会运动和政治参与的形态，促使新形态的连结型行动产生。
也就是，用更为个人化及个性化的路径来协调彼此行动，不依靠科层制的组织机构作为行动中介，也不需要强烈的集体身份认同。
连结性行动与高度组织化的、形成集体身份或认同的“集体性行动”相对应的，建立在媒体网络中共享的个人化内容基础上的行动网络。[1]
连结性行动的核心是“共同生产”及“共同分享”。Benkler（2006）认为，当个人化的表达内容被他人分享、认可并且被重复表达时，人们便获得了参与行动的自我激励机制，也容易在此背景下建立一种弱关系型的人际网络关系。[2]
自我组织网络是没有组织的协调行动，完全是个人通过社交网络分享，具有完全个人化的行动框架。
由组织激发的网络是由松散的组织进行协调行动，组织作为集体行为的“后台”，被松散地连结为网络。
对于新形态的连结型行动而言，必需的是以公开网络为传播媒介的个人分享，分享已经内化的观点、计划、图像、资源等。个人分享某条信息、参与到某项群体行动中，是为了表达个人的愿望、生活方式或者对现状的不满。
当参与成了一种表达、当个人化的表达内容被他人认可、分享并且被重复表达时，人们便获得了参与行动的自我激励，巩固了对自我的认同。
在连结型行动中，个人不再是微不足道的螺丝钉，也不是任组织派遣的底层虾米，而是拥有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参与者。与此同时，网络社交平台将参与运动的松散组织和个人连结起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stitching mechanisms）。以互联网社交平台为中介的组织，由人际网络支撑的弱关系（weak tie）构成。由于身份认同的弱化，连结型行动的参与者身份更加多元化，对参与者的包容性也更强。
社会运动包含多种行动模式。有研究认为，新媒体时代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与传统社会运动模式不相同。传统的社会运动被认为是遵照了集体性行动的逻辑展开动员，而与新媒体结合的社会运动，其行动逻辑则更接近连结性行动逻辑。
集体性行动强调只有当集体行动的诉求被聚合为大家共同的事业时，动员才能够被实现。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1965年认为，当人们仅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或是仅拥有共同目标时，还不足以让他们行动起来，理性的人会选择“搭便车”行为。因此集体性行动需要组织有明确的等级分工，以此进行监督、管理和分配。集体性行动逻辑之下最重要的即是集体性行动框架的建构，并且十分强调弥合不同框架之间的分歧，这种集体性行动框架有助于保持个人对集体行动的情感承诺，但它也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诉求和社会排他性，也因此集体性行动容易建构出强关系型的人际网络关系。
而连结性行动强调用更为个人化及个性化的路径来协调彼此行动，不依靠科层制的组织机构作为行动中介，也不需要强烈的集体身份认同。连结性行动的核心是“共同生产”及“共同分享”，这种“共同生产”及“共同分享”，取代了集体性行动中搭便车的逻辑，也取代了拥有丰富资源的组织所拥有的核心地位。
当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进入到新媒体场域之后，其行动逻辑俨然发生了改变，从最初的集体性行动逻辑转变为了连结性行动逻辑，而这也直接影响和反应在了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