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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是：表现在消费上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在生产上是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在阶级关系上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演化与科技革命的发展紧密相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必然引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生曲折而复杂的变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曲折而复杂的变动又是通过资本占有关系和资本经营管理形式的演化体现出来的。
18世纪70年代发生的第～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原有的单个资本家所有制的资本占有关系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它要求单个资本直接联合起来对公司实行集体占有。集体占有的资本占有关系的产生，使资本的经营管理形式也由单个资本的管理形式转变为股份资本的管理形式。集体资本占有关系和股份资本经营管理形式的产生，并非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的变革，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自身范围内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种调整，是对激化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种缓冲。股份资本的出现，使“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使“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使资本所有权与资本使用权发生了分离，“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但是，所有这些也只是表明资本管理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表明“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在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内部，虽然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存在着摆脱单个资本家个人管理的内在要求，“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
19世纪7O年代发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对资本之间的联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集体资本的占有关系和股份资本的经营管理形式已不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要求，集体资本的占有关系发展为私人垄断资本的占有关系，与此相适应，产生了私人垄断资本集团的经营管理形式，即以股份制为基础的联合制、参与制等。同样，这一资本占有关系和经营管理形式的产生，也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界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扬弃，目的仍然在于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要求，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趋于缓和，使资本主义延长寿命。私人垄断资本的占有与非垄断的股份资本的占有不同，它的生产目的不再是获取自由竞争时期的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而是攫取高额垄断利润。联合制、参与制的经营管理形式体现了这一生产目的。联合制作为生产集中和企业联合的一种垄断形式，与非垄断的、非联合的企业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在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联合制表现为同种的即同一领域的企业之间的“同质联合”，和不同领域企业之间的“异质联合”。参与制是金融资本通过收买和持有一定数量的股票控制企业，加强自身实力的一种经营管理形式。它在控制了一个巨大的垄断企业之后，把它作为“母亲公司”，动用它所拥有的资本去购买其他企业的股票，并通过股票控制额把这一企业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成为其属下的“女儿公司”，“女儿公司”再依法统治“孙女公司”。这样，金融资本拥有不太多的资本，就可以通过层层参与，控制大量的企业和比自己原有资本大十倍、百倍的他人资本。参与制扩大了金融资本剥削的基础，也为金融资本进行投机活动提供了方便。它“不仅使垄断者的权力大大增加，而且还使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可以盘剥公众，因为母亲公司的领导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对女儿公司是不担负责任的，女儿公司算是‘独立的’，但是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女儿公司去‘实施’。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产生的联合制、参与制，不可能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加速生产力的发展而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趋于激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并在2O世纪7O年代以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增长，原有的私人垄断占有关系和以股份制为基础的联合制、参与制等私人垄断资本集团的经营管理形式，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不相适应，二者的矛盾达到了尖锐化的程度。这样，资本占有关系就从私人垄断资本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与此相适应，经营管理形式也就从私人垄断资本集团经营发展为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国家经营或国家与私人共同经营。国家垄断资本的占有是资本社会化的最高形式，而国家经营或国家与私人共同经营的管理形式则是这一占有关系的表现。国家垄断资本的占有，表明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占有，它们融为一体参与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目的就在于加强垄断资本集团的经济实力，调节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缓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为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国家经营或国家与私人共同经营的管理形式，使垄断资产阶级国家已不再只是一个阶级统治和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不再只是上层建筑，而是一个经济实体，已成为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之一。它作为垄断资本直接依靠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调节国民经济的一种手段，作为用国家资本来保证私人资本取得高额垄断利润的一种措施，消除不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克服不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经济矛盾，更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演化的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经济危机的爆发冲击着生产力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通过资本关系的调整趋于缓和，但是，生产力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垄断在使社会生产力朝着更大范围、更大规模发展的同时，也孕育着与资本关系的矛盾，并使这一矛盾再次趋于尖锐。不断尖锐的矛盾又总是通过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的经济危机对生产力的破坏来抑制。因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历史演化再现了这一矛盾时而尖锐、时而缓和、时而又重新尖锐的波浪式发展图景，说明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其演化中不断累积着其深化的动力和因素，从而对资本主义本身构成了瓦解的威胁。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运动，是通过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贫富两极分化状况、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许多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的隐蔽化、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的激化等，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变化。
首先，资本对雇1用劳动的剥削日益隐蔽化。一是资本民主化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雇员拥有股票计划”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盛行，使拥有股票的雇员日益增多。其实，雇员拥有股票只不过是一种储蓄性投资，他们所掌握的股金是有限的，所得的股息也只相当于存款利息，并且这些收入也不可能作为资本投入再生产；他们并不按所持有的股票额占有相应的生产资料，他们不可能由此成为资本家。“雇员拥有股票计划”的推行，并不表明资本权力的真正转移，而只是资本控制方式的变化。
二是体系化的管理形式掩盖了劳动者劳动强度的增大。与高新技术在生产中的普遍应用导致生产自动控制化和办公自动化相适应，体系化的管理形式不仅成为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且也成为自动化机械不间断快速运转中的最有效的管理劳动力、设备、资材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工人以最少的人员、最大的劳动强度，被强制地进行不间断的劳动。尽管机器的运转已不是由工人直接操纵，尽管人们看到的不再是劳动者受“鞭打”的事实，但劳动者仍然是雇佣劳动者，仍然在为资本家创造着剩余价值，受剥削的程度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深重。资本主义的这种体系化的管理形式，“通过适当结合技术提速、严密监视和威胁等手段，可以促使工人干比合同规定更多的活”，是要“在所有者和工薪劳工者之间建立实际的对立”，“劳动异化的趋势，虽然会被某些提高生产力的致富和参与计划阻隔一下，但还是会继续发展下去”。资本家不可能让工人有更多的闲暇，不可能让工人工作起来更有意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结构。
三是等价交换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被剥削的实质。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劳动市场上通行的是劳动力商品买卖的等价交换原则。然而，一旦进入生产过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就会生产出比自身的等价大得多的价值。等价交换形式掩盖了不平等交换的实质。在现代国有垄断资本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这一掩盖有了新的特点。由于国有垄断资本的所有者是国家，国家在形式上是全社会的代表，它把全体劳动者置于形式上的平等地位，所以它给人以假象，即全体劳动者似乎都一样能得到作为国家财产的那些生产资料和产品。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真正存在着的雇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国有垄断资本成为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合理占有者。不仅如此，国有垄断资本还与私人垄断资本融合在一起，加强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它所榨取的剩余价值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私人垄断资本那里，然后再通过财政税收的方式参与私人垄断资本的利润分割，从而最终实现国有垄断资本的价值增殖。
四是消费领域的提价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由直接压低工资而转入消费领域，资本利用其垄断地位，强行规定它们所期望的消费品价格，通过提高消费品价格，收回它被迫从利润转移到工资中的那部分价值。工人通过“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所得到的维持劳动力价值水平的工资，很快就被垄断资本附加在商品上的价格抵消了一大半，工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是很低的。垄断资本的这一做法导致了通货膨胀。
五是对特定的工人剥削增强了资本的增殖能力。特定的工人即外籍工人、妇女等，他们在政治上和思想意识上力量薄弱，易于受到资本对他们施加的超额剥削。外籍工人由于其外国人的法定身份，因而政治地位脆弱，缺乏法律保护，易于接受资本强加给他们的极为低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接受资本的超额剥削。在传统的习惯偏见影响下，妇女的就业历来受到社会的歧视，资本利用了这一点，对要求就业的妇女进行超额剥削。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就业最多的服务性行业，也就是资本获取利润最丰厚的行业之一。
其次，资本主义一国范围的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主要表现在资本和劳动的收入差别、富人和穷人的生活差别两方面。一方面，在可供资本分配的剩余价值总量不断增长、各种职能资本家获取的资本收入不断扩大的同时，劳动收入增长滞缓甚至下降。扣除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因素，劳动者的实际工资自20世纪7O年代以后开始下降。“过去的20年中，只有最上层115的职工获得了实际工资的增长。如果把收入分配分为五个层次，越往下，工资收入下降得越多，第四层下降为10％，最底层下降则为23％。”另一方面，收入的差别必然导致生活的差别。劳动者的实际生活状况虽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政府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有了明显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者得到的享受有所增长，我们不再看到劳动者一天要干14-18小时繁重工作的状况，不再看到劳动者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惨景，但是，比起资本家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劳动者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程度却降低了。资本主义世界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两极分化状况在不断加剧。目前，美国最富的1％的人拥有全美家庭财富的40％，比90％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还要多。在英国，最富的20％的人所占有的财富，是最穷的20％的人所占有财富的10倍。“今天我们称之为无家可归的人——在社会上游荡的人群，以任何一晚为时间单位统计，他们在美国的人数大约为60万，以五年为时间单位统计，他们的人数为700万。”这种现象已遍及整个工业化世界，“法国估计有60万到80万无家可归者。在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都可以见到露宿街头的人。”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状况，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激化。尽管劳动者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但是垄断资本是不可能把他们所获得的全部剩余产品分配给劳动者，可是这部分剩余产品又不可能被资本家全部消费掉，这就又进一步加剧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一面是大量消费品的过剩，另一面则是广大劳动者生活的贫困。当然，资本主义也正是在不断缓解这一矛盾中生存的，“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第三，资本主义世界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激化。在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同时，地球重要的生命圈中的大部分生物被毁坏。可耕地严重衰退，土地沙漠化情况严重，森林遭到破坏，奇妙生物遭到乱捕、乱杀，人类不仅失去了大量的可耕地和居住地，而且还失去了天然的呼吸器官，失去了自己生存的基地。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盲目的、无节制的开发，使自然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经济发展带来的高生产、高消费及其所引起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造成了生态的失衡。在发达国家走向富裕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陷入了生态危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不仅从自然环境被污染的角度，而且也从自然资源面临浪费或枯竭的角度，动摇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基础。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资本本身性质的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显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破坏大自然的危险趋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的冲突之中。然而，这种危险趋势的存在，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是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分不开的。以追求利润为动机的生产必然导致技术规模日益庞大，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长，生产和人口日益集中，职能也日益专业化；但是，人们的消费需求则是有限的，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更是有限的。这一矛盾不得到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难以得到根治的。资本主义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破坏大自然的危险趋势发展下去，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发展下去，毁灭的正是资本主义自身。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现实变化，反映了资本主义总是在不断地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种调整和变革必然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现实变化又孕育着更深的使其激化的动力和因素，而这些动力和因素必将成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并促使其走向灭亡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