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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税是明朝旧有的一个税种，指专门对一些种类的有色金属征收的特别税，自明初起即存在。但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讲的矿税则是明朝万历年间开矿、榷税二者的合称，应当与原有的矿税区分开来。万历二十四年乙酉，明神宗万历皇帝为了增加宫中的收入以应付日益庞大的内庭开支，开始派遣太监采矿。一开始只是在直隶，很快就遍及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等处。榷税开始的具体日期已不可考，但当在开矿之后。
因为开矿内监们既不懂堪舆，也不可能懂地质学，所以所谓的开矿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敲诈勒索运动。其常用手法是寻找当地富庶人家，随口指称其家地下有矿脉，或是其家祖坟下有矿脉，使用各种招术，总之要敲诈出一笔巨额财富出来方才罢休。榷税，是指在开矿之后，万历又派出身边的太监赴全国各地收商税的行为。
有明一代，商税是固定的三十税一，比例相当地低。这是明太祖开国之初定下的规矩。在明初，饱受兵祸的国家百业待兴，过多地征收商税显然对发展经济不利。所以三十税一的政策一度是符合实际情况，也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但是随着承平日久，经济逐渐发达，商路渐通，货殖日繁，三十税一的税率的确显得有些偏低了。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制订合理的税率、安排合适的征税人员与体系才是明朝政府应该注意的事情。可惜的是，万历皇帝忽视了通过政府去增加商税这一正确途径，派出自己身边的太监去全国各地收税，这就使本来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让国家财政收入因之上一个台阶的榷税完全地落在了道义的对立面。
今天，网络上众多的明史爱好者给万历矿税翻案，凭借的就是三十税一的税率过低，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窘迫这一史实。虽然从某些方面讲，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不注意以下两点：
一、收税人员不是政府工作人员，而由万历或者万历派出的人员随意指定。
二、税收的收入不是归入户部国库，而是进入万历皇帝的内库，或者在进入内库之前由榷税使私吞。
矿税的出现，是万历朝很重要的一件事。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几乎所有青史留名的人物都因为这件事向万历上疏陈述过，但是统统无效。很有意思的是，当年曾经反对矿税的叶向高在熹宗朝重为首辅后，向明熹宗天启皇帝所上的第一份奏疏中竟然这样写：我以前总是怀疑，皇帝富有四海，为什么皇祖要这样刻意地收敛天下之财呢？现在东虏发难，封疆突坏，举国之财不能继辽饷，不得不时时请发内帑，我才忽然明白了皇祖的深谋远虑。
不知道这是叶向高高深的马屁功夫之厚积薄发，还是他真的这样想。不过实话实说，没有内庭源源不断地向辽东输血，明朝早就完了。没有万历积攒下的可能高达三千万两的内帑，不仅山海关守不住，就算一个小小的奢安之乱都能要了明朝的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矿税还是延续了明朝二十余年的国祚的。
当然，这样讲有一个前提，即提高商税的税率在明朝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史书中没有大臣或者皇帝要求提高商税的记载，所以这件事只能靠猜测。如果，如果万历是正正当当地通过户部、藩臬抚按来提高商税，满足日益庞大的皇宫及政府开支，那么明朝还会灭亡得那样快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也是呼之欲出。
不过既然历史不可以假设，我们只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倍受抨击的万历矿税，竟然是让明祚延续二十四年的最大功臣！历史的可笑与荒谬于此展露无余。
矿税大兴，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明代前期税收制度的不合理设计，为商业税增收留下了很大余地，从而为中期而后的矿税大兴开启方便之门。矿税大兴固然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诸多弊病，但是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考虑，它确实对前期商业税收制度的不足多所匡正。内臣地位尴尬，为人乖戾，往往为士大夫和百姓所歧视。增加税额，在崇尚“轻徭薄赋”的国家里本就令人难以接受，一经内臣之手，世人的抵触情绪就愈加激烈，合理性更受质疑。后来内臣的恶劣行径，更证实了人们心中早有的想法。税入内库，是对国家财政的直接侵掠，在当日财政紧张的状况下，难免会激化社会矛盾；矿税大兴的最大受益者是矿监税使及其随从，明神宗亦或是皇室财政都没有从中真正受益，明朝的最后覆亡与矿监税使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