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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流通主要是指科学和技术知识以其物化或非物化的形式在特定的社区之中，或在特定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循环与再循环。在一般的意义上，知识流通总是包括两个同时进行的社会过程:一个是科学技术知识转移与扩散的社会过程，另一个是对科学技术知识吸收与消化的社会过程。
知识流动的方式有三种：知识的扩散、转移、知识溢出。
知识扩散是指知识流动最原始最低级的方式，实现知识扩散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际直接交流，二是人际间接交流。人际直接交流是指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电话、书信、电子邮件等方式的交流；人际间接交流是通过知识媒体来实现的。由于知识在人际间及媒体上的流动都是随机的，因而就形成了知识扩散的随机性特征。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成为知识扩散的主要媒体之一。
知识转移是知识流动的较高层次。知识的扩散往往是没有目的性的，是自发的、随意的；而知识转移则是知识的拥有这有目的的行为。知识的拥有者与知识需求者双方彼此了解，为了不同的目的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实现知识的转移，知识转移完成后达到彼此双赢。知识通过转移产生增值、裂变、聚合后，从而产生新的知识。
知识溢出是指一个企业在对外经济、业务往来中，其知识自然输出和泄露。如企业在为顾客服务时，对顾客解释产品的性能以及使用方法，就造成产品知识向顾客的泄露。可见知识溢出也不是自觉的行为。
知识流通的社会功能首先表现为传播知识。这主要是指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各种形式为载体，通过在各个不同社区、社会群体和文化之间的频频流动所起到的一种传播新知识的作用。在一般的意义上，知识流通的传播功能具有以下几种重要特征。
第一，知识流通中的传播一般以物质流、信息流和人流为载体，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传播渠道来实现。在通常情况下，社区的层次愈高(比如科学技术知识在国家，之间的流动)，社会群体的所有制水平愈高(比如，中央大型企业、省属国营企业间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那么，人们在传播过程中利用正式的传播渠道的机会就愈多。在这里，这种正式的传播渠道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知识通过被政府和社会所承认的行政的或贸易的等其他正式途径传播。反过来说，社区的层次愈低(比如城乡之间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社会群体的所有制水平愈低(比如，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间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那么，人们利用非正式传播渠道的机会就愈多。在这里，这种非正式传播渠道，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知识不被政府和官方所承认的，以血缘、地缘、人缘为基础，以高昂的社交费用为代价的互动过程中的传播与流动。
第二，知识流通中的传播一般表现为二级和多级传播。这主要是指新的科学技术知识总是通过“意见领袖”这种中介而传播开来的。在通常情况下，社区的层次愈高，社会群体的所有制水平愈高，规模愈大，在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的制度化、社会化的程度就愈高，传播的效果就愈好;反之则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制度化、社会化的程度就愈低，传播中的主观片面性就愈大，效果就愈差。
这里，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在二级和多级传播过程中，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作为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中介和意见领袖群体起到了一种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播，而在这种传播中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发生碰撞或交融的时候，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这种意见领袖群体作为“变压器”和“选择装置”的作用就表现得异常明显。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总数承担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是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并把其精华传播到全社会中去；另一方面则是慎重地用全新的眼光看待自身的科技知识和文化，“重构”原有的科技文明，并使之获得新生和发展而延续下去。
第三，知识流通的传播功能，不仅表现为传播知识，而且还表现为沟通各个不同社区、不同社会群体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信息与情感。它使得人们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地交换信息，交流感情，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并且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有意识地相互学习和模仿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第四，知识流通的传播功能，不仅表现为传播知识，同时还表现为传播文化。它使得新的科学技术在知识流通中不仅作为一种新的知识传播了出去，而且同时也作为一种新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一种新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传播了出去。当然，传播知识是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过程，而传播文化则是一种无意识的社会过程，这也就是说，传播知识是知识流通的显功能，而传播文化则主要表现为知识流通的潜在功能。
知识流通的社会功能还表现为激发需求。这主要是通过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在各个不同层次的社区，社会群体和文化之间的频频流动，扩大人们的眼界，刺激人们对新的生活与生活方式追求的欲欲望，增加人们在行为过程中的可选择项目，从而激发人们的新的需求的社会过程。
从理论说，任何社区和社会群体的科学技术行为，总是要通过特定的动机来引发，任何无动机的行为既不可能造成行为的连继性和持久性，也不可能带来行为的理性化；而任何行为动机的产生，总是受特定需求或需求意识的制约，是特定行为受到各种因素不断刺激的结果，恰恰在这个意义上，需求的产生是人们任何科学技术行为的的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激发需求的意义还在于，它不仅刺激了人们对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消费过程，而且还刺激和加速了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很显然，一种以各种形式为载体的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总是能很大的程度上扩大人们的眼界，刺激人们对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追求的欲望，增加人们在行为过程中的可选择项目，从而激发人们对这种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需求，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大大增加和刺激人们对这种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消费。在实际生活中，这种知识的消费主要表现人们开始在自身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大量采用新的科学技术知识，或凝聚着这种科学技术知识的器物形式。随着对这种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需求量的大大增加，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知识消费的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的社会过程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需求，这就大大刺激了整个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人们从知识消费的角度，迫使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水平提高。
在这里，人们需要激发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示范效应。当一种凝聚着新的科学结束知识的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典型地显示出其优越性的时候，它就会使人们对这种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强烈的向心力，使另一种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更新与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为楷模，并作出结构和功能是的适应性调整。�
规范行为作为知识流通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通过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在社区和社会群体间的频频流功，不仅更新了人们的行为准则，而且还改变了人们之间社会互动的行为方式，使人们的行为在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影响下得以重新确定和规范。比如遗传工程、生物技术的发展，试管婴儿的试验成功，使婚姻家庭中的一些传统的社会功能在逐渐消失；在新的科学技术指导下的现代化避孕工具和手段的产生，使人类有了更大的能力控制自已的增长，随之而来的足离婚率上升了，婚前同居的行为方式出现了，并日益作为一种行为规范逐渐地被社会所接受。又比如，当我们在一个企业中引进一整套新的科学技术设备或先进生产线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仅妥要学习新设备和生产线的工艺技术、操作过程与方法，而且，还要学习和掌握由之所规定的一整套生产、管理和组织的制度和规定。正是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人们在生产中的行为得以重新规范和确定。
探讨知识流通中规范行为的社会功能的意义主要在于，它使得人们不断在新的科学技术指导下社会化，使得人们不断在重新规范自己的行为过程中逐步完成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
这主要是指科学技术知识识的扩散与转移、接收与消化的社会过程对一个社会群体或一个社区的价值观念变迁的影响和制约。在一般意义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科学技术知识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在各个不同的区域间和社会群体之间的频/
频流动，改变和增加了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更新人们行为选择项目的内容，为人们的行为制造新的讥会，进而作用和影响了特定社区和社会群体中的价值观念。我们知道，价值观念是对多种社会行为方式的代种取舍和价值判断，它是从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代表其特性的选择性行为的方式中演变而来的。当一个特定的社区或社会群体要受某种特定价值观念约束时，这就意味着，生活在那个社区或社会群体中的人们都要典型地以能够显示和强调那些价值的方式来做出他们的价值判断，从而指导他们的社会行为。人们社会行为的可选择性取决于选择的可能性和时间的推移。在一百年前，们不可能坐飞机旅行，因为当时没有飞机的存在。而在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完全可以对自己旅游的社会行为作出这样的选择。事实上，当选择性事项(骑乌、坐飞机、坐火车旅行)变化了或是扩增了的时候，人们选择性行为也会随之改变，并且经过相当的时间以后，改变了的选择性行为也会随着概念化或习惯化而变成另一套价值观念。
很显然，科学技术知识在区域间或社会群体间的频频流动能够起到更新人们社会行为选择项目的内容的作用，并通过这种作用进而影响社区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的变迁。比如，人们以前的工业或农业劳动，主要用一些简单的器械，更多地依赖于手工，这时候人们的时间概念是与自然现象、人体器官及动作的节奏联系的，人们的劳动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动更多地凭借于体力，节奏感主要来源于人体自身的器官功能。这种生产上的循环，形成时间认识上的循环，而与这种时间循环相联系，同时也由于人们行为选择的单一性和局限性，所以造成人们考虑问题总是向后看，要看看过去的例子，因为他们相信过去的事将来还会发生。这种时间观导致人们因循守旧。随着大机器工业的出现，人们行为的选择性得到很大的改观。人们的劳动节奏可以不依赖人体自身的器官功能，而是自然地随着机器的节奏而变化。时间同步化，它要求人们一起上下班，时间的规定也越来越细，从年、月、日到时、分、秒，在这个时候，商品生产也空前发展了，人们生产活动与社会活动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并要求彼此相互配合，信用关系也极大发展，“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开始成为人们的价值观念。这一事例可以说明，由于通过科学技术知识的流通可以更新人们社会行为选择项目的内容，它为人们的社会行为制造新的机会，进而也就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直接影响。
第二，通过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在社区间、社会群体间和不同文化间的流动，不断地重新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不断地频频撞击人们的价值观念，使人们在自身的行为中逐渐增加和更新选择的内容，从而不断更新自身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比如遗传工程、生物技术的发服，使无性繁殖在今天成为可能，试管婴儿也变成了现实。这样一来，就使得婚姻与家庭己经不再是人类进行自身的生产一即繁衍后代的唯一的一种形式了，这就同时也使得人们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得以动摇，于是，新的家庭和婚姻形式就出现了，新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就产生了。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许多社会行为的选择，由于有了科学技术的影响，因而在许多情况下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即一些从前无法达到的目标得以达到了，一些又赵天实现的价值观念也比以前较容易实现了，这都明显地表现出科学技术对价值观念的影响作用。又比如，由于交通和通讯手段日趋发达，人们借助科技的力量对世界的认识愈来愈深入，各种见闻也不断增加，这不仅容易打破人与人之间的W}4膜，而且使大家都能意识到或深切感觉到自己生存的社会，社会分工的细化，要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性增加，这也因此而强化了人们的社会意识，增加了人们新的价值取向，影响了人们观念的变迁。
此外，影响观念作为知识流通的社会功能同时也还表现为科学技术知识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影响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念层次。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与引进，从实质上说，是一种文化的引进与转移，一种价值观念的引进与转移。如果仅仅把引进的科学技术看作是、二堆先进的器物，而不看到其中所隐含和凝聚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并同时把这种新的价值予以加工处理后接受下来，那么，这种引进是不成功的。中国的洋务运动由于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以为有了坚船利抱、机器工厂就有了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不去理解和接受西方的思想观念，因而导致思想观念与当时的物质文明极不相适应，结果洋务运动没有实现国富民强，戊戍变法以短命而终。这样的历史经验教训，应该引起我们深深的注意，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侮当社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当这种生产方式从外面引进的时候，人们的价值观念必须与之相适应，必须加以更新与改造，否则，任何科学技术的引进与转移都不会成功的。
这主要是指科学技术知识在流通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社区中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教育发展及文化发展的社会过程，从而使社区中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教育结构、文化结构等诸方面都发生重组和变化。
在知识流通的影响下，社区中经济结构的重组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的。
第一个途径表现为知识流通以技术流通为主要形式，以技术知识为主要载体，在流通过程中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结构的取组。这样的一个社会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表现为科学管理知识通过技术知识这个中间环节，逐步渗透到生产力的要素与结构中去，使之发生结构性变化，从而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多第二个方面表现为把科学技术的因素分层次、有重点地逐步注入到国民经济结构中去，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更新，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第二个途径表现为知识的流通通过一定的社会体制来实现科学技术知识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进而导致经济结构的重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科学技术知识作为一个系统是怎样作用到经济系统的。一般来说，科学系统主要是通过技术注入到经济系统中，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品更新，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科学系统作用于经济系统时，总是首先对经济系统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较高层次发生作用，然后再通过这些部分对系统结构中较低层次产生影响。反之，经济系统在接受科学系统影响的时候，也总是首先由较高层次做出选择。这就使经济系统内部结构调整即体制改革的过程是在既顾及到科学系统的影响，又尊重原有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结果是使经济结构系统结构得以更新。使之更能适应完成依靠科学技术实现经济增长的社会功能。这种非一次性的作用过程。可以叫做“递进式结构传导”。
在知识流通的影响下，社区中的政治结构重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表现为在政治系统中，其领导人员的素质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逐渐进入领导阶层，从而在社区的政治系统结构中形成了一批“技术官僚”，并日益在政治行为中发挥着愈米愈大的作用，其次，则表现为政府的各项决策愈来愈倾向于科学化、程序化，一批政府顾问、咨询机构应运而生，专家学者参与决策的比重愈来愈大，政治系统对经济系统、科学系统等其池社会系统的控制开始逐渐采取间接控制，而通过一个必要的“翻译程序”来实现。在知识流通的影响下社区中社会结构的重组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阶层人员的比重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如，由于科学技术的影响，在那些发达的工业国家里，蓝领工人的比重不断下降，而白领工人的比重则不断提高。根据奈斯比特的计算，1950年美国劳动大军中仅有大约17%的人从事信J总工作，而现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已超过60%，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在美国只剩下13%了，而且，这种比例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还会出现大的变动。在社会结构重组上的另一个特征是，专业人员与科技人员的比重愈来愈大，其增长率是劳动力平均增长率的两倍。
在知识流通的影响h，社区中教育结构的重组主要也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的。一种途径表现为在知识流通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影响直接注入教育系统，使教育系统的结沟与功能直接发生重组和变迁，另一种途径则表现为在知识流通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影响间接作用于教育，这主安是通过对教育的社会功能、即教育的社会化功能、社会角色的分配功能、经济功能和科学功能施加影响，使之发生更新与变迁，从而带动整个教育系统实现结构性的变化。总之，知识流通重组结构的社会功能不仅表现在对上述各种结构重组的影响上，而且还表现在对社区中整体结构的重组上。知识流通这种社会功能的实现，是任何一个社区发展与变迁的重要基础。
知识流通引导控制的功能主要是指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支持某种特定的科学技术向特定社区和社会群体进行扩散和传播，从而引导特定社区和社会群体对特定科学技术知识的消费，控制社区和社会群体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迁的方向以及这利，变迁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在中心一边睡社会互动过程中，中心社区和社会群众总是试图以传播科学技术知识、输出先进科学技术器物等方式把其科学、经济和文化的优势扩散出去，并通过文化的潜意识作用，把边睡地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经挤、文化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整合在中心社区和社会群体之中，从而达到}i导控制的目的。
这主要是指通过科学技术知识在区域间、社会群体间和文化间的扩散与传播，能够起到促进特定社区和社会群体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作用。一般来说，知识流通促进社会变迁的社会功能主要是通过以下四种途径来实现的。
第一，通过科学拉术的示范效应。一种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在向一个社区和社会群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时候，它总是物化在一些器物（如机器设备）和制度(如生产经营管理制度)上进行扩散与传播，而且，这些凝聚着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器物与制度也总是典型地表现为一种比较优越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当一种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以上述特征向另一个社区和社会群冰扩散与传播的时候，它就会对这些社区和社会群体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些凝聚着先进科学技术的器物与制度、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为楷模，在其目身的结构和功能上作出适应性的调整。
第二，通过刺激与激励。新的科学技术的示范效应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强烈地刺激了落后社区和社会群体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先进的科学知识器物与制度以及对新的科学技术文明的向往与追求。于是，对新的科学技术的需求被激发了，改革与变迁行为的内在趋动力变得愈加强烈了，再加上国家和政府在政策上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就会使得一个社区和社会群体向现代化方向的发展与变迁冲动变得更加不可遏制了。
第三，通过模仿与攀比。在新的科学技术的强烈刺激下，人们的改革与变迁行为首先表现为对这种新的科学技术的模仿与攀比。比如，表现在文化的器物层次上，人们对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设备进行仿制；表现在制度层次上，则是学习和运用与先进技术相适应的科技与经济的管理方法和体制，表现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层次上，则以凝聚在先进科学技术上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为楷模，并致力于逐步改变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这方面首先发生作用和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是随着大量凝聚先进科学技术的消费器物(如录音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等)引进以后，人们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方式所发生的变化。第四，通过宣传与说服。这主要是指在科学技术知识扩散与传播的社会过程中，充分运用电视、广播、书籍、教育、专业讨论、学术会议等各种交流媒介与途径，大力宣传和普及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从而加快科学技术的扩散与传播过程，起到促进变迁的社会作用。
需求障碍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需求膨胀，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需求短缺。
(一)需求膨胀
需求过高主要是指在知识流通过程中，人们不顾及自身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在技术引进、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人才培养上提出过高的期望和要求，在实际中表现出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消费早熟或消费提前的状况，从而在经济上造成负效应。由于对国外散件、零部件、元器件的严重依赖，重复的引进并没有带动消化和吸收的过程以及国产化的工作，也并未在相互的竞争中促进开发和创新。
导致形成这种过高需求的原因很多，既表现为我国政府在政策上的摇摆，也反映出我国政治上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性。当然，这也同时体现出企业行为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短期性和功利性的倾向，而且，相互间一味的攀比和模仿。从经济上说，由于这些非企业化的行政式的投资主体无须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在外汇平衡方面对它们也缺乏更硬的经济约束，因而使它们以完成行政任务的办法和动机从事投资活动，再加上政府行为中的父爱主义.这就使得企业自身得以扩充而不承担任何经济风险，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盲目、重复和大量引进的需求膨胀状况。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种过高的需求是种病态的需求，它在实质上并不是对科学技术的过高需求，而仅仅只是新的机器设备的追求和向往，表现出一种对科学技术知识的炫耀性消费，因而是一种完全不顾及经济效益的非经济行为。
需求膨胀作为一种知识流通过程中的需求障碍。它严重堵塞了正常的知识流通渠道，完全扭曲了人们正常的知识流通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知识流通效率和目标的实现，使知识流通的社会动因政治化、行政化，
(二)需求短缺
需求短缺主要表现为政府与企业在客观上对科学技术知识的需求不足。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需求短缺表现为全国性的技术供给不足、一是全国性对企业技术人才的投入与供给总量不足，如有关部门对全国民口16000多个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调查，1985年有1/5的企业既无技术开发经费又无技术开发人员，设立技术开发专门机构的企业不到,1/4;从事技术开发的科技人员占企业科技人员总数16.6%，技术开发经费也只占企业各类技术经费的21.8%。二是全国性对企业的技术设备和工艺的投入与供给不足。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使得我国的应用技术无论在设计上还是在工艺上都同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很大差距。我国机械制造工业中普遍存在的几十年一贯制，使许多企业出现了更新无法换代的严重局势。这种先进技术供给不足与短缺，首先就在全局的范围内，对企业有效需求的成长投下了阴影，它从技术物资条件上，大大制约了有效需求的质量与水平。
第二方面，需求短缺表现为不少企业对技术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这里，企业有效需求的构成要素或者表现为严重短缺，或者表现为构成要素强度不够，或者也表现为要素构成不齐备，扭曲变形。
1.在一些产品供不应求和投入供过于求的企业中，由于企业通常既不存在产品的销路问题，也不存在原材料、零配件和机器设备的供应问题，所以企业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扩大生产规模上，通过增加产量来增加利润。这里，企业对技术进步有效需求构成要素的短缺，主要体现在厂长意识上。
2.在一些投入和产出都供不应求的企业中，企业行为目标仍然是增加生产能力以扩大其产品的市场占有量，以便居于比同类企业更九有利的地位，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企业对于新产品开发和老产品改造等问题，同样缺乏应有的热情和足够的压力和动力，其有效需求构成要素的短缺，也同样体现在厂长意识上。
3.在一些投入与产出都供过于求的企业中，企业的行为目标是改善市场条件，打开产品销路，在同行业的竞争中取胜。因此，出于生存的压力，或者是转产以寻找新的市场条件的需要，企业对新产品的开发和老产品的改造具有强烈的愿望和很高的热情，但是，由于他们资金不足或者是投资方向不准，再加上市场条件恶劣，企业往往也很难规范自己的技术行为，实现自身的技术需求。
4.在一些投入品供不应求而产出品供过于求的企业，他们在供销两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面对十分复杂的竞争局面，它们缺乏扩大生产的足够勇气，却具备开发新产品的强大动力的巨大热情。但是，由于企业有效需求的构成要素全面短缺，企业也很难实现自身对技术进步的有效需求。
同时还应强调指出的是，企业对技术的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表现为作为技术进步主体的一些大中型国营企业对技术的有效需求不足。由于在这些企业中，指令性计划仍居支配地位，而且越是市场短缺的产品，计划度越高。对于这些企业来源，对短期利润的追求远远强于对技术的有效需求。而且在传统体制下，这些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却没有真正承担财产风险的主体。同时国家对企业资产实际运用有着很强的干预权，企业经营者并不是面对市场，而是面对政府。“国家父爱主义”使企业并不需要增加对科技进步的投入，也不需要提高现有资源与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政府偏好的不规范、财产约束的软化既使企业无法建立稳定的长期预期，既导致了短期行为普遍化，企业对技术进步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也使得企业认为自主开展技术开发不如向上级申请追加要素投入省力。据国家计委调查，科研机构转让的技术中，有了75.2&流向中小企业特别是集体企业，而占产值份额最大的国营大企业却只获得转让技术的不到25%。
第三方面，需求短缺表现为研究单位与企业社会互动效率不高，技术扩散和流通渠道不畅通。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很多企业的厂长并不知道我们的科研单位能够提供什么他们所需要的技术产品。很多研究所的所长也不清楚我们的企业到底需要什么。在科研体制上，我们的一些科研单位只有一条垂直的对上负责的系统，他们并不直接受经济与社会需求的制约和检验。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评估科研人员的科学能力和职称晋升，主要还是根据他们所发表论文的数量与质量，而没有把他们面向经济建设的科研行为实绩作为评估的主要指标，对于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商品化问题，在理论上有认识，但却没有在实际行为中兑现，没有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激励、奖惩和荣誉制度来诱导科研人员面向经济建设的科学技术行为，在经济体制中，我们始终还没有解决企业财产人格化问题，政府对企业的软约束还很多，企业还没有恢复到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这就使得他们在与研究单位社会互动过程中总是处于一种被动地位，既缺乏必要的热情，也缺乏内在的驱动力。很难设想，在这样的一种社会互动的状态下，企业对技术进步的有效需求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
第四方面。需求短缺还表现为国家和政府的宏观政策与企业自身微观运行机制发生冲突后所造成的障碍。
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其行为目标是实现更多的利润，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企业这一行为目标的最根本途径是依靠技术进步。加大技术作为固定资本的存量，逐步形成集约的生产力，造成从劳力密集型为主的技术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为主的技术过渡。很显然，企业的这种行为目标不可避免地会与国家和政府的宏观政策发生尖锐冲突。冲突的结果是企业的行为目标由于政府的影响和制约让位于广泛就业的宏观国策。所以，虽然企业在客观上会产生对技术有效需求成长的渴望，但一旦这种成长的渴望和国家的宏观政策相冲突，人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压抑它，阻碍它的成长，或者使它逐步变态，为国家的宏观政策所融合。在我国，国家对企业主要采取水平递增的计划考核办法。当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因而增加了产品品种，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产品成本，获取了更多利润之后，国家在确定下一年度考核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计划指标时，一般都会相应地提高指标。这种年年调整国家对企业的计划指标的递增考核办法，事实上没有达到指标递增，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同步增长的目的，从而在实质上所体现的是一种抑制先进，保护后进的“鞭打快牛”的行为。它的直接后果是使企业技术进步失去激励机制，有效需求热情严重受阻，长此下去，企业就会完全失去对技术需求的全部欲望。
尽管一些国营大企业创造的利润较多，但国家在政策上规定企业自己支配的技术开发费用却很少。据统计，冶金、化工、机械、电子等行业国营企业技术开发费占产值的比重分别为0.5%、1.1%、1%、5.5%，而国外同行业平均水平均为1.5%、3.3%、4.5%、10&。此外，企业更缺乏引进技术消化、吸引的实力。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用于消化引进方面的投资往往是引进费用的3~6倍，而我国在政策上根本没有规定企业应具有这方面的专用资金。
第五方面，需求短缺同时也表现为当前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政策对企业吸收应用新技术的激励作用不强。这主要表现在:
1.市场竞争不激烈。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变换过程中。商品经济机制还未形成，市场竞争不激烈，企业压力不大。据有人对武汉市43个企业的调查。20.9%的厂家产品供不应求，67.4%的厂家产销大体平衡，只有12.7%的厂家受以产品滞销的压力。这种情况表明，大多数企业目前在不搞新技术开发的情况下仍然能很好地生存下去。
2.价格扭曲而固定。由于长期所实行的不合理的僵化价格体系，使得许多企业在进行技术开发的过程中，并不能得到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而那些没有进行技术开发的企业，在这种扭曲和固定的价格体系中仍能得到许多好处和利益，这就在客观上保护了落后，极大地打击了企业技术开发的积极性。
3.某些产品严重短缺，刺激低级产品的生产和低挡技术的盲目繁殖。我国短缺经济客观上存在着追求数量的压力，而劳动力过剩，价格低廉等状况，使外延扩张和租放经营具备了条件。
由于技术开发的难度和风险比较大。周期也较长，而衡量企业成绩的主要指标和考核干部的主要依据是年度内和任期内的产值和利税，这就必然使得许多企业领导人的行为趋向短期化，急功近利，不愿意也很少考虑费时、费钱、费力的技术开发工作了。
知识流通的选择障碍主要表现在选择的意识形态和选择的风险这两个方面。
(一)选择的意识形态
在知识流通中，特别是在对科学技术知识接收、消化和吸收的社会过程中。对各种各样科学技术知识的选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对各种科学技术知识选择过程的发生。取决于人们事先对选择客体的主观价值判断的形成。选择行为也总是受人们的特定的价值观念的制约。事实上，任何正确的选择行为，都是来源于正确的意识形态指导和对选择客体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否则，如果人们在选择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发生偏差，那么就会直接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形成一种对特定科学技术的选择障碍。
从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知识选择的意识形态是怎样作为选择障碍来干扰和影响人们的知识流通行为的?
1)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所形成的封闭。
本来，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结束和改变单纯依赖外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自己的状况，是一种正确的发展战略。它体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政治愿望。但是，把这种口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极端化，单纯和一味地强调自我的发展，把在本国土地上所创造的一切都捧上了天，而把一切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都踩在了脚下，并拒之以国门之外，这就必然使得自身的发展速度大大降慢下来，科学技术知识的流通陈旧、老化、堵塞。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作茧自缚的社会后果。
2)在对外开放的旗帜下的盲目发展。
作为封闭的另一个极端是盲目开放，从夜郎自大到崇洋媚外。这主要表现为，人们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上又把国外的一切都捧上了天，虔诚地唱起了国外的月亮比本国的圆的颂歌。1978年前后，我们国家在批判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又在全国的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引进热潮。从而造成宏观失控的状况，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3)技术选择的政治化。
在中国，技术选择的决策一般是由企业或有关部门的领导在参考或不参考科研人员意见的情况下作出的，由于这些企业和有关部门的领导者的行为目标并不像科研人员那样去单纯地追求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术工艺，更多地还隐含着追求行政职位的升迁，趋升避降就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动因。所以。他们在选择技术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更多地考虑一些非技术的因素，这种技术选择的非技术化和政治化的倾向，是造成正确技术选择的巨大障碍，它使得整个技术选择过程变得错综复杂了。
(二)选择的风险
由于技术选择标准上的混乱和异化，从而使整个技术的选择具有很大的经济风险。根据中国的情况，这种技术选择风险的大小程度视知识流通的不同层次而异:
1.在国际间知识流通的层次上，国家之间社会互动的对象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的唯利是图，使他们千方百计地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如果我们和他们在知识流通方面的社会互动行为上不小心谨慎，选择不当，那么，势必使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2.在城乡间知识流通的层次上，农村乡镇企业对技术的不当选择，就会使得这些集体和个体的企业把多年来辛辛苦苦的积累统统付之东流，一下子焰入破产的境地。
3.在区域间或城市中知识流通的层次上，这种技术选择风险的大小因所有制的不同而异。一般来说，所有制水平愈低，比如像小集体或私人，合股经营的企业，那么他们在技术选择上的制度化程度就愈低，从而也就造成较大的技术选择风险。而且，这种技术选择的失误同样意味着他们直接的经济损失。相反，所有制水平愈高，他们在技术选择上的制度化程度相对来说就要高一些，因而表现在技术选择上的风险就要小一些。此外，由于我们的一些国营企业在今天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企业财产究竟归谁所有的问题，国家和政府对这些企业的财政约束基本上还是软约束，企业仍然还没有恢复到独立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地位上来，这就造成这些企业在技术选择上发生失误，最后担当起这个技术选择失误的责任的，往往不是企业自身，而总是上一级政府和行政领导部门。
总之，选择的风险所造成的选择障碍是巨大的，这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后果上，更多地还表现为心理上的压力和不平衡。
知识流通的评估障碍主要体现为评估的效益冲突和评估中的意见领袖行为的异化。
(一)评估的效益冲突
在技术选择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对各种科学技术知识进行评价，而评价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效益问题，即评价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技术才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与社会利益。在抽象的意义上，运用到生产上的科学技术愈先进，带来的经济效率就会愈大。“研究证明，最现代的机器单位投资额的产量比雇佣工人较多的简单的机器要高得多。”但是，这种先进科学技术运用的社会效益，则不能用这种简单的逻辑推论来加以分析。以西方的技术为例，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按西方的社会、经济情况发展起来的，那里有人数众多的，掌握着先进技术的工业劳动大军，劳动力价格很昂贵，资本也很充裕，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节约劳动的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技术是有道理的，而且，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西方技术，需要有保证的基础设施，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具备这一条件，而且，这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发达国家如果过快地发展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技术，也会在那些国家导致大量的失业，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量不发达国家，劳动力大军一般十分充裕，劳动力的价格普遍便宜、低廉，而且工业和技术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一般又大量缺乏，如果不考虑这些情况，在这些不发达国家里却大量进口能够大规模节省劳动力和提高效率的先迸的科学技术设备。那么，势必会使这些国家在技术引进的经济与社会效益问题上发生尖锐的冲突。
如果人们对这种效益冲突的评估在实践中发生偏差，就会给整个知识的流通带来巨大的负效应，它使得社会矛盾尖锐化、社会动荡，社会结构紧张，形成两极的强烈反差，最终则会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都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之中。
(二)评估中的意见领袖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知识流通过程中的两端—即传播者和接受者，在严格的意义上并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互动的。在许多情况下，它都是通过意见领袖(Opionion Leader)的消化、宣传和说服作用进而完成其传播和接受的社会互动过程的。在这个社会互动的社会过程中，意见领袖的价值取向就成了人们知识流通过程中评估和选择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在国际间知识流通过程中，评估中的意见领袖一般都制度化。人们在国际间知识流通过程中的评估和决策所依赖的不是一个意见领袖，而是一个意见领袖集团和组织化的意见领袖群体，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顾问咨询机构。他们的意见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决策者的评估和选择。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制度化的意见领袖能够严格地依据客观实际提出实事求是的咨询意见。但是，一旦这种制度化的意见领袖不是作为政治系统或决策阶层的独立部分或“中间体”而存在，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流通过程中的评估障碍。
在区域间和城市中知识流通过程中，评估中的意见领袖的状况一般表现为:这种区域间和城市中知识流通的范围愈大，其所属企业与部门的所有制水平愈高，规格愈高，规模愈大，那么，评估中的意见领袖制度化的程度随之也就愈高，可能性也愈大;相反，知识流通的范围愈小，其所属企业与部门的所有制水平愈低，规格愈低，规模愈小，那么，评估中意见领袖制度化的程度也就愈低，可能性也就愈小。
因为在事实上，如果这样的一些意见领袖在认识上具有片面性(而且，这种片面性对于科研人员个人来说又不可避免)，那么，势必会造成整个决策上的失误，从而在知识流通的评估上造成极大的障碍。
这里所表述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指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不同的满足方式，是指那些在不间的体制中，各种生产要素配置的状况与方式不同，生产管理的方式不同。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人们就会自然地滋生出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及规范。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发生碰撞和冲突的时候，同时也是指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冲突。因此，恰恰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方式的冲突作为知识流通的社会障碍则主要是指:当一种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伴随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另一种生产方式发生社会互动关系的时候，或者说，当这种新的科学技术知识注入到另一种生产方式中去的时候，二者之间发生碰撞，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冲突的社会过程。从不同生产方式的冲突到不同生产方式的联接，不仅是知识流通领域中的重大研究课题，而且也是整个科学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现代与传统的生产方式冲突
生产方式冲突作为知识流通的障碍，首先表现为在知识流通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生产方式的冲突。与传统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那些封闭、保守、狭隘、懒惰等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而现代生产方式所倡导的却是开放、效益、勤奋、守信用等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当两种绝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发生社会互动关系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与冲突。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当一种新的利学技术知识伴随着现代的与传统的生产方式发生社会互动关系的时候，作为一种正常的知识流通行为的后果，它总是期望两者之间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能够发生联结和整合。这就是，在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现代的生产方式，对自身的结构与功能进行适应性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实现整合。反之，传统的生产方式就会对包括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在内的现代的生产方式采取一种抗拒性的排斥，这就必然使知识流通过程在传统与现代的生产方式冲突中发生障碍。
(二)资本主义和杜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冲突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实施，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不仅以器物的形式大量被引进，而且，还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涌进了中国。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伴随着大机器工业生产而发展起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它积累了不少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经营管理经验。
我们应该同样看作人类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来虚心地学习，并努力地把这些先进的、科学的东西移植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从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来分析，东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了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倾向。这具体表现在:1)西方社会中公共部门和国有经济的成份增加，而东方社会中的个体经济、集体经济的成份增加；2)西方社会加强了以前被称为社会主义独具的国家宏观控制，而东方社会却放大了曾断定为资本主义所有的经济自由度；3)作为市场经济的西方社会和作为计划经济的东方社会都分别竭力地起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以便都用“两只手”来调节经济；4)封基于上述各种渠道的互相渗透，社会生产的归宿环节上还呈现出如下的一个逆向流动:西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公共消费比重增大，而东方社会经济生活中个人消费的比重增大；5)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经济曾经是一种高度分权的模式，而社会主义经济则曾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模式。但由于公营经济与个营经济、宏观拉制，与经济自主、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公共消费与个人消费的交叉、渗透。这种东西方生产方式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倾向，应该看作是我们分析生产方式冲突与连接的出发点和宏观背景。
所以，恰恰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上的连接，对于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对于更新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于与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长期社会互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商品经济与产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冲突
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指企业从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出发，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产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则主要是指企业只是国家各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企业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行为由国家政府指导，对国家政府负责。目前，一些中小型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恢复了独立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地位，而另一些大中型企业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同时并存。在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中，知识的流通以提高效率为原则，以追求最大利润，带来最大经济利益为目标;而在产品经济的生产方式中，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分配、交换和消费则完全由国家来直接控制，企业很难从市场需求的实际出发来选择和开发新的科学技术。如果这种状况不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加以改变，那么，不仅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知识的流通还会受到极大的障碍和制约。
(四)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生产方式的冲突
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指企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完全按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节，受价值规律的制约；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则是指企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完全受上级国家政府机构的制约，并在他们的统一计划指导下行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怎样使两种绝然不同的生产方式连接起来，知识的流通既受市场供求关系和规律的制约，又受国家宏观计划的指导，从而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经济生活局面。否则，在两种生产方式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知识流通就不可避免地产生障碍。
文化障碍主要是指在知识流通过程中，人们不顾及特定的文化背景的行为对知识流通所造成的障碍。它表现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与本土文化所发生的冲突。在知识流通过程中，科学与文化J发生的这种冲突在四种情况下会变得异常尖锐:
第一，当随着科学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加大，使人们对事物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持双重标准的时候，而且当这种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的双重标准又发生在一个文化观念急剧变迁的社会里，并且具有了普遍性意义的时候，科学与文化就会发生冲突，变成知识流通的障碍;
第二，当科学技术影响不顾及文化传统与背景而强行作用于文化的时候，科学与文化就会发生冲突。因为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的传播以特定的文化传统为背景，就是科学对文化、或者文化对科学的一种相互适应，它是缓解科学与文化冲突的途径之一，只有在充分顾及到特定文化传统背景的情况下来传播科学技术，对文化施加科学技术的影响，才能够使文化逐步吸收和接纳科学技术的这种影响。否则，科学与文化的冲突就不可避免，知识的流通就会发生障碍。
第三，当科学技术的传播与扩散的进程太快，超过社会与文化的容忍度的时候，科学与文化就会发生冲突，变成知识流通的障碍。因为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系统对环境影响与要求的接收要有一个逐步理解与消化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对其功能与结构作出相应性的调整。不考虑这一点，要求系统迅速作出适应性的反馈，势必会造成系统行为的紊乱，冲突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四，在科学技术知识扩散与传播、吸收与消化的过程中，要避免产生文化差距，也就是说，在其发展过程中要避免过分地发展社会的某一个部门而忽略了其他部门，从而使各部门之间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结构性的不平衡。这样的一种不平衡往往是导致冲突和不协调的根源之一，它使得知识的流通在摩擦中产生障碍。
体制和政策障碍主要是指在知识流通过程中，科研与经济体制以及国家与政府的一些政策怎样影响和阻扰科学技术知识的扩散与传播、吸收与消化.
1.在知识流通过程中，科研与经济体制作为知识流通的制度载体而存在，并且始终共同发生着作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经济体制中，我国的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国家机关为控制中心的产品经济体制以及各个企业之间的关系大都服从国家计划控制中枢的控制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科研体制中，也还没有从组织结构上打破只与国家计划发生联关，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研究、设计、生产脱节，部门分割、单位分割和地区分割的状况，这就使得科学技术知识的扩散与传播、吸收与消化在体制上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但是，仍有60%以上的企业与科研单位投有业务联系，造成这种知识流通上的畸形状态，体制上的障碍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在政策上如果我们不因势利导，疏通知识的流通渠道，比如，在科研政策上，以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分配政策、奖惩政策来吸引技术人才为经济建设服务，从而实现科研体制面向经济建设、科学为经济服务的功能目标;在经济政策上，如果不适时地调整固定资产折旧的政策，技术更新改造政策，或者对于那些推广和试制新产品、新工艺的风险企业，国家在利税上予以相对优惠的政策来保证科研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等等，那么，知识的顺利流通就会在国家的宏观政策上遇到巨大的阻力和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