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基尼系数(Relative Gini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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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相对基尼系数”是指在“名义基尼系数”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国情因素”以后而得出的基尼系数。
影响我国“相对基尼系数”高低的主要“国情因素”包括贫富差距的公正性、城乡二元问题、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货币化及物价水平差异等因素。
第一，贫富差距的公正性与“相对基尼系数”的高低。
如果贫富差距主要是由比较公平的市场竞争带来的，主要是由于社会成员的能力差距和贡献差距所产生的，是由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选择的结果，则贫富差距的公正性与合理性较高，因而贫富差距的社会可接受性也较高；反之，贫富差距的公正性与合理性较低，贫富差距的社会可接受性也较低。因此，前者的“相对基尼系数”比其“名义基尼系数”相对较低，而后者的“相对基尼系数”比其“名义基尼系数”相对较高。
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是在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出现的，其中一部分收入差距是市场公平竞争的结果，因而是合理的，比如收入状况与受教育程度的相关度越来越高，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在产生收入差距的因素中，还有不少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的因素：一是行业垄断产生的高额垄断收入；二是权钱交易中产生的腐败官员的巨额黑色收入；三是经济犯罪分子从事走私等获得的巨额黑色暴利；四是权力部门利益驱动产生的灰色收入；五是由于改革本身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具体操作上存在的非程序性、非透明性、非法治化等问题，少数人乘改革之机，钻改革的空子，蚕食和鲸吞公共财富实现暴富。这些因素导致我国贫富差距的合理性、合法性、公平性和社会可接受性打了折扣，我国的“相对基尼系数”比“名义基尼系数”还要高。据胡鞍钢、过勇的研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半期，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９８７５亿－１２５７０亿元之间，占全国ＧＤＰ总量的比重在１３．２％－１６．８％之间”（胡鞍钢：《中国战略构想》，浙江人民出版社，第２２７页）。
第二，城乡二元问题与“相对基尼系数”的高低。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较高是因为我国的城乡二元问题所致，如果剔除这一因素，我国的基尼系数将低于国际警戒线水平。笔者认为，尽管我国的城乡二元问题有其特殊性，但城乡二元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并非我国所独有，比如印度的城乡二元差距与我国有较多的相似性，因城乡二元问题而给基尼系数打折扣不仅道理不充分，而且打折扣后反而失去了与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比性。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性质存在差别，农村居民当年的收入不能全部用于消费和储蓄，其中包含了来年购买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费用，如果将农村居民收入中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部分扣除再计算我国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将会更高。所以，从城乡二元问题的角度来看，不是“相对基尼系数”低于“名义基尼系数”（即所谓的“打折扣”说），反而是“相对基尼系数”高于“名义基尼系数”。
第三，社会保障水平与“相对基尼系数”的高低。
贫富差距、社会稳定与社会保障水平三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贫富差距大，基尼系数高，但如果社会保障水平较高，则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会减弱。如果“名义基尼系数”相同，但社会保障水平相差较大，那么“相对基尼系数”是不同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则 “相对基尼系数”越低，社会保障水平越低则“相对基尼系数”越高。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逐步提高，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较低，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从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相对基尼系数”会呈现出逐步降低的态势，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的确产生了“相对基尼系数”高于“名义基尼系数”的效应。
第四，经济货币化及物价水平差异与“相对基尼系数”的高低。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经济货币化水平及物价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城乡之间差别较大，而收入“名义基尼系数”主要是采用名义货币化收入计算出来的，故用“名义基尼系数”评价贫富差距会存在由经济货币化及物价因素所导致的误差。笔者基本赞同央行的观点，即用购买力平价法而不是用名义货币化收入来计算基尼系数，我国的基尼系数会变低；换句话说，从经济货币化及物价水平差异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相对基尼系数”比“名义基尼系数”要低。
通过上面的分析，综合考虑贫富差距的公正性、城乡二元问题、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货币化及物价水平差异等四大“国情因素”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我国的“相对基尼系数”即充分考虑了“国情因素”的基尼系数比“名义基尼系数”还要高，对我国的“名义基尼系数”不仅不能打“国情折扣”，反而应该乘以一个大于１的 “国情系数”才能得出更为合理的“相对基尼系数”。笔者的观点是，充分考虑到我国国情因素，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更严重。总之，无论是从“名义基尼系数”还是“相对基尼系数”的角度来看，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