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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文化，是人类在各种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内容繁杂的文化体系总称。它们的形成变化和演变反应出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种类的不断增加，生产技术的不断精湛。体现发展性，多样性，进化性，高科技性等特点。
人类社会在近200年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提升，生产能力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生产的物质产品几倍于人类数千年的生产总和。展望20世纪，人类在技术、经济领域有许多突破性的进展。我们认为，其中有四个方面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最大。首先，本世纪初福特汽车所开创的-生产流水线为特征-大批量生产方式，特定产品的少品种的大量复制从根本上解决了量的供给问题。其次，是产业分工的日益细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满足人类的各种消费提供了源泉，每天都有新产品诞生已经不足为奇；产品的精密化和高度复合性（多种材料构成）使得几乎任何企业都无法独立完成产品生产的全过程。第三，全球化生产，产业分工突破了地缘限制。一个最终的社会消费品，已经很难说明它的产地，因为构成和组装这一产品的资源、零部件可能来自世界各国国家。第四，信息化，通讯产业和IT产业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活，信息的高质量瞬时互动，将不可逾越的地域空间压缩了。
随着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已经逐渐摆脱了生产能力不足的困扰，物质产品日益丰富。然而，人类生产能力迅速增大的同时带来了新的全球性问题--量产能力过剩。[1]
人类已经经历生产方式大体有：原始生产方式（采集和猎取），手工业生产方式，大批量生产方式。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人的消费质量和消费选择存在差别、生产与消费的结合程度存在差别、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依存关系也不同。人类的生产总是围绕着人的需求、并在技术的提升下而变化的。但始终如一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力图满足每个人的个性化的需求。
1、原始人类的生产方式
在人类文明史之前十万年这一漫长岁月里，是人类真正形成的一个时期，我们称之为原始人类。根据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和生物学领域的科学研究，那时的人类还不是像其后裔那样，以耕种务农为生，而是如同周围的其他动物一般，靠到处寻找、采集植物和捕捉动物谋生。
虽然人类凭借优越的智力，发展起一种所谓的"石刀技术"和其他一些粗浅的工具，但是由于生产率低，这些技术仍是很原始的。人们过着朝不保夕、勉强糊口的生活，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生活资料只能维持自己和亲属的生活，没有任何剩余物品可作其他用途。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这些客观原因决定了人类原始的生产经营方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统一的，没有固定的生产组织形态，消费是一种随机的行为（主要指食物的获得），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
2、人类文明初期的生产方式
人类对大自然的依附性在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印记。但是，当人类做出划时代的新发现--不仅靠采集食物和狩猎，而且通过栽培植物和畜养温顺的动物也可以养活自己时，这一依附性便大大减弱了，他们的食物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采集和狩猎。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人类逐渐在时运较佳的年份有了一部分剩余的可供交换的物品，当第一个农人将自己种出的谷物与狩猎者交换野味的时候，生产者和消费者首次分离了。
然而，不管的农人还是狩猎者，他们都是自己食物和物品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的生产主要目的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消费。那时候农人和狩猎者之间发生的交换仍属于一种偶然和随机的交换行为，因此这些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供给和需求也是在偶然和随机条件下产生的不稳定动机与行为。
真正的独立生产者出现在人类第二次大分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之后，手工业者作为一类专门为生产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的独立生产者，他们的生产绝大部分不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消费，而是为了其他消费者提供消费选择，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供给和需求成为了一种稳定和经常性的动机和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生产者和消费者真正发生了分离。
此时的生产经营方式是一种单件的小批量生产模式，它针对消费者提出的具体要求来为其"量身定制"产品，消费者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但是，由于每件产品都是靠具有高度工艺水平的工匠单件制作，几乎可以说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件产品。在这种方式下，产量不可能提高，而且即使提高产量也不会带来成本的降低。人类对于消费品的供给一直处于一种短缺的状态，这是现代大批量生产方式出现以前（包括机器化工业的初期）一直存在的普遍现象。
生产文化按照不同的产业性质大致分为农业文化，工业文化，第三产业文化。
秦汉时中国的四大农业文化区已经确立，它们是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
1．平原农耕文化
平原农耕文化的自然环境是土地平坦、肥沃、气候温和，有灌溉条件或可进行雨养旱作农业的平原地区。土地是农耕区的基础，栽培作物是主要活动，也有一定数量的牧业、林业、渔业及手工业。木匠、铁匠、陶匠等形成工匠帮会和工匠文化。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在一起是农耕文化区的特征。农耕区的自然村一般是宗法关系和政治关系交织在一起，既有政权组织，又有祠堂一类的宗法组织，封建的纲常伦理在农耕区有深厚的基础。
在农耕区，土地是不动的财产，农民不能像游牧民族那样流动，也不能像商业民族那样冒险，只能生老病死于故土之上，过着稳定的、程式化的生活。稳定而艰苦的农耕养成了农民有很重的乡土观念，防御意识和守成的心理。农耕文化是中国农业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决定着中国农业文化的特征，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根底。
2．草原畜牧文化
草原畜牧文化分布在中国边远的干旱开阔的荒漠草原地带，一般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中国的草原从东北平原西部，经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直达青藏高原南线以西，绵延4500多公里。秦汉时北方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有匈奴、东胡、楼烦、乌孙、西域各族与东北各族，他们在畜牧生产中创造了畜牧文化。
畜牧文化区以牧畜的饲养和放牧为主，食肉乳、衣毛皮、住穹庐，逐水草而居，过流动性的半定居生活。马在畜牧民族中有重要作用，交通、战争、围猎主要靠马。游牧民族粗犷、强悍、英勇善战。
中国历史上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曾发生多次接触，汉民族向牧区屯垦、移民，扩大农区；少数民族在交接地带扩张，直到入主中原。在两种农业文化的交错中，一方面进入中原的畜牧民族，逐渐被汉族农耕文化所同化；另一方面中原农耕文化也受到畜牧文化的影响，增加了尚武习性和任侠精神。唐代文化的兼容并包气概是和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大融合有关的。尽管两种文化频繁交错，但在农区仍然是农耕文化，在牧区仍然是畜牧文化，这说明文化对于环境条件的依赖性。畜牧民族进入农区以后，曾想保持自己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最后还是放弃自身的畜牧文化而适应农耕文化。
3．山林采猎文化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在广大山区分布着山林采猎文化。山区耕地少，而野生动植物、矿产资源丰富。山林居民如猎户、樵夫除种植小块耕地外主要靠采集、狩猎、砍柴、烧炭和零星的开矿过活。山区交通不便，封闭孤立，自给性更强。白居易有一首诗《朱陈村》，勾画了山林采猎文化的概貌，“徐州古丰县，有村日朱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林业，头白不出门。”
在山区，山民们耕种山坡上小片耕地称之为畬田。范成大在其诗《劳畲耕》的序中说：“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籍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始可蓺”。
围猎是山民大规模的集体活动，时间在初冬，参加的有几百人，在大范围内形成围圈，逐步缩围，最后追杀。采猎活动是有风险的，猎人们对自然有敬畏心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观念很深。
山区自然条件差、封闭孤立，发展滞后，是中国比较贫困的地区。在古代山区和平原也有有限的交流。一是商业上的交换，山区的土特产换取农区的粮食、布匹。一是人口的流动，山里人到平原地区谋生，平原地区的人由于战乱、破产移居山区，使山区得到一定的开发，在山区的川道里基本是农耕文化，交通不便的深山才是山林采猎文化。
4．江湖渔业文化
新石器时代渔业文化就很盛行，陶器上的水纹、网纹、渔纹很普遍。渔民们捕鱼、食鱼，以鱼骨作装饰，各种各样的鱼图，如连体鱼、变体鱼、人鱼、鸟鱼等都有丰富的文化含义。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渔业集中在大江、大河两岸、湖泊周围及沿海地区。
中国内陆分布着许多江河湖泊，居住着以渔业为生的渔民。他们水里来，水里去，以船为屋，生活流动性大。渔民们特殊的生产方式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特有的习惯、禁忌、信仰。中国有很长的海岸线，海上捕捞是海边渔村经济的主要内容。海上捕捞季节性强，风险性大，渔民中盛行着对海神的敬畏和信仰。
澳门工业历史悠久，但发展缓慢，真正意义的现代工业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发展起来。到70年代，澳门工业发展速度加快，8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成为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之一。然而，到90年代初，开始出现放缓现象。
早在300多年前，澳门的铸炮业和帆船制造业就颇负盛名。在近100多年间，神香、炮竹、火柴等手工业因地制宜地发展起来，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各国，曾经一度成为澳门的主体工业。
20世纪30年代，澳门开始出现织造工业，是一种使用木机进行生产的手工劳动，家庭式经营，规模很小，生产毛巾、线衫及粗布等低级产品，这是澳门织造工业发展的雏型。50年代中期，小规模的胶鞋厂、搪瓷厂、手套厂、小五金厂相继出现，不少工厂采用半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产品种类多了，生产技术也有了进步。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澳门工业出现新的变化，毛织业由家庭式的手工业发展到设厂生产。部分制衣厂换上电动缝纫机，规模逐渐由小到大，生产力进一步得到提高，产量亦有所增加。假发工业和胶珠刺绣工业，在短时间内有数十家工厂投产，发展相当快，但由于受原料供应的影响，以及产品不合市场需要，数年后便趋于式微。60年代后期，为适应澳门毛针织业发展的需要，首家毛纺厂建成投产，奠定了澳门毛纺工业的基础。在此期间，澳门工业品市场逐步扩大，打进欧洲北美市场。
由于受西方经济发展的刺激及香港经济兴旺的带动，同时澳门政府逐步推行开放政策，吸引港商及外商到澳门投资，促使澳门工业在70年代出现新的发展，称之为小的飞跃。制衣业和毛针织业迅速壮大，塑胶、电子、玩具、人造花、建筑材料等新工业开始兴起。澳门工业自1975年之后一直处于蓬勃发展状态，特别是1979年和1980年，数以万计的大陆新移民涌入澳门，为澳门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带动了澳门整体经济的繁荣。由于经济环境较佳，在80年代期间商人投资开设一些工业新项目，如生产钢琴、露营帐篷、珠饰、牙科配料、首饰、磁带、骑具等。
80年代中期，澳门工业达到鼎盛，有工厂2700家，就业人员8万多人，产值占全澳总产值的37%，成为澳门经济的第一大产业，是澳门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从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是澳门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到1987年，工业产值占澳门生产总值的36.9%，居各业之首，排位第二的旅游博彩业仅占19.5%，工业成为澳门最大规模的支柱产业。80年代末，随着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澳门工业竞争力下降，出口加工业增长停滞，甚至呈现萎缩状况。为了促进本地工业的发展，澳门政府又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并制订了新的对外贸易法和工业法以及推动工业步向多元化的税务鼓励法令。
进入90年代后，澳门工业的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甚至出现连年负增长。在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中，工业的比重也明显下降，目前已退居旅游博彩业之后，降至20%左右。工业已不再是澳门最大的支柱产业。澳门工业迅速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密集型轻纺产品出口加工业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由于澳门旅游业和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使澳门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上升，澳门工业进入了由劳动密集型向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转型时期。澳门政府允许本地企业将部分工序及有关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内地，而在本地发展技术含量高，产值高的高技术、新技术、高产值工业。随着工序、产业的外移，澳门工业日渐萎缩。1995年，工厂下降到1502家，就业人员4万多人。从1969年到1996年，工业生产总值年增长不足1%。此外，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市场疲软，减少进口数量，海湾战争也是一个不利因素。同时，由于中国、泰国、马来西亚等邻近地区的生产成本低于澳门，而成为澳门强大的竞争对手，致使澳门原有的优势削弱。虽然澳门工业近年来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但其在澳门经济中仍具有举足轻重和不可取代的地位。以出口加工业为主体的外向型工业，容纳８万多劳动力，解决了澳门一半左右人口的生活。纺织品、成衣、玩具、电子产品、皮革制品等加工出口，换取大量外汇，有助于澳门金融稳定，并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此外，澳府发展工业政策优惠，出口配额多，进入国际市场渠道通畅，融资方便，具有内地不可企及的外向发展优势。相比之下，内地土地辽阔，劳动力充足，资源丰富，企业门类齐全，科技含量及层次较高，实力雄厚。两地企业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改善经济环境和提供法律保障，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鼓励投资和技术进步，并开发新产业和新市场。”澳门工业转型有坚实的依托，从传统工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的转变过程中，澳门和内地的实业界均可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