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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范利斯—维尔（Stefan Valavanis—Vail）针对里昂惕夫的发现，提出了各国的消费偏好可能发生“逆转”的推论[1]。维拉范利斯—维尔认为，依照各国的要素禀赋状况判断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外贸易结构和商品流向，资本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劳动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等等，都只是从供给的角度考察要素供给与商品供给的相互一致性，因而也是很不全面的。
按照维拉范利斯—维尔的推论，一旦资本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的消费者对资本密集型商品有超强的消费偏好，或劳动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的消费者对劳动密集型商品有超强的消费偏好，这样一种消费偏好的“逆转”就及有可能导致资本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的国内市场上资本密集型商品的供给相对不足，或者导致劳动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的国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商品的供给相对不足。这就必然要求两国通过进口来对国内市场的供给进行补充。仅就商品生产中资本和劳动的耗费比例决定的两类商品的贸易模型分析，一类商品的进口最终都是要由另一类商品的出口来支付。于是，就出现了“资本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用以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或者“劳动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用以支付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进口”这样看起来极不合理的“反常”现象。
维拉范利斯—维尔将人们的视野由供给（生产）领域引导到需求（消费）领域的确很有见地，但他提出的各国的消费偏好可能发生“逆转”的观点毕竟只是一种推论。三年后，在霍特哈克（H. S. Houthakker）为纪念“恩格尔法则”（Engel Law）一百周年撰写的论文中，维拉范利斯—维尔的推论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得到了验证[2]。
尽管如此，当时国际经济学理论界一般不赞成用消费偏好“逆转”说来解释里昂惕夫之谜。因为，第一，这一学说从根本上改变了赫克歇尔和俄林理论最核心的理论假定前提之一——各国的消费偏好一致，且固定不变，因而消费对贸易不发生影响；第二，大量的实证研究材料表明，在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各国的消费结构基本认同，而且出现了随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这些发达国家的服务性消费日益增多的共同趋势。显然，服务性消费增加同里昂惕夫在研究中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反常”现象没有太大关系。
1961年，斯塔芬·林德（Staffan Linder）提出了“林德命题”（Linder Theorem）[3]，为消费偏好“逆转”说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反证，维拉范利斯—维尔当年的推论才又重新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
“林德命题”认为，从生产者的角度考察，一般的规律是，生产者首先向国内市场供应产品，然后才向国际市场供应产品。这就是说，无论何种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厂商首先是生产在国内市场上存在现实需求的产品，然后才生产出口商品。此外，双边贸易的规模与商品结构同贸易双方的收入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消费层次和消费结构密切相关。可见，“林德命题”可以被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多集中地表现为它们之间的相互贸易的原因。这就从一定意义上将贸易同消费偏好与消费结构联系起来了。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结合“林德命题”来考察消费偏好“逆转”说，可以看到，消费偏好与消费结构对国际贸易结构和商品流向发生影响的痕迹是比较明显的。在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巨大，的确存在着迥然相异的消费偏好与消费结构。前者的“恩格尔系数”很低，而后者的“恩格尔系数”要高得多。也就是说，当年维拉范利斯—维尔关于各国间存在消费偏好“逆转”的推论——“资本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对资本密集型商品有超强的消费偏好；劳动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对劳动密集型商品有超强的消费偏好”——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