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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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汉族，唐朝第二位皇帝，出身陇西带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626年9月4日－649年7月10日在位。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父唐高祖李渊，母窦皇后。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受封为秦国公，后晋封为秦王，他是杰出的军事家，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军阀，最终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最终统一天下。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兄长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二人及二人诸子，被立为太子，唐高祖李渊不久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是为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年号贞观。
李世民为帝之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以文治天下，并开疆拓土，成为中国史上著名的明君。他爱好文学与书法，有墨宝传世。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并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唐朝100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唐太宗在位23年，庙号太宗，死后传位唐高宗李治。葬于昭陵。
李世民于公元598年（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农历十二月戊午日（一说公元599年，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日），出生在今陕西武功的李家别馆，父亲是时任隋朝官员的李渊，母亲是北周皇族窦氏。李世民4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自称会相面的书生，对其父李渊说：“您是贵人，而且您有贵子。”当见到李世民时，书生竟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等到二十岁时，必能济世安民。”李渊便采“济世安民”之义为儿子取名为“世民”。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聪明果断，不拘小节，接受儒家教育，学习武术，擅长骑射。
公元613年（隋炀帝大业九年），李世民娶高士廉的外甥女长孙氏为妻。公元615年（大业十一年），李世民参加云定兴的军队，去雁门关营救被突厥人围困的隋炀帝。
公元616年（大业十二年），父亲李渊出任晋阳留守，李世民跟随到太原并随父多次出征，平服发生在今山西省内的各种叛乱和抗击东突厥人的入侵。
公元617年（义宁元年），李世民鼓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隋，是为晋阳起兵。李渊封李世民为敦煌郡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三军，起兵攻入长安，并且灭隋。李世民官拜光禄大夫、唐国内史，徙封秦国公，食邑万户。
公元617年（义宁元年）农历十二月，李世民为右元帅，徙封赵国公，率兵十万进攻隋朝的东都洛阳，不克而还，设三路伏兵于三王陵，击败隋将段达。公元618年（武德元年）农历五月，李渊废黜杨侑，称帝，改国号为唐，封李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
唐朝建立后，疆土只限于关中和河东一带，尚未完全统治全国，因此，李世民经常出征，最终统一中国。自武德元年起，李世民亲自参与四场大战役。
- 其一，破薛举，浅水原平定陇西薛仁杲（薛举之子），铲除了唐朝自西方的威胁。
- 其二，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巩固唐朝的北方。
- 其三，在虎牢之战中，一举歼灭中原两大割据势力—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集团，使唐朝取得了华北的统治权。
- 其四，重创窦建德余部刘黑闼和山东的徐圆朗。
自此李世民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班师返京时，受到长安军民的隆重欢迎。武德四年十月，封为空前未有的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二万户。李渊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李世民因此辟弘文馆，收揽四方彦士入馆备询顾问，与秦王府相结合，俨然一个小内阁。
617年，李渊在李世民支持下在太原起兵反隋并很快占领长安。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并立世子李建成为太子。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渊却犹豫不决。[来源请求]太子李建成随即联合四弟齐王李元吉，共同排挤李世民。同时，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此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知李世民终不肯屈为人臣，而李世民也认为是自己奠下唐朝开国的基业，遂与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猜忌日深，两派大臣之间互相倾轧。李世民曾在李建成东宫饮酒，吐血数升，怀疑李建成下毒。
其中宰相裴寂、谋士王珪、魏徵、东宫卫士将领薛万彻等追随李建成、李元吉。秦府谋士杜如晦、房玄龄，将领秦叔宝、尉迟敬德、段志玄、侯君集、王君廓等跟从李世民。宰相陈叔达、朝臣长孙无忌等暗中支援李世民。其余将领李靖、徐世勣，大臣宇文士及等保持中立。
武德九年，突厥侵犯唐边境，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太子府率更丞王晊告诉了秦王：李建成想借此控制秦王的兵马，并准备在昆明池设伏兵杀李世民。于是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626年7月2日），李世民在帝都长安城宫城玄武门附近射杀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
尔后李渊让出军政大权予秦王，而建成、元吉诸子则遭诛杀并从宗籍中除名。三天后（六月初七癸亥日，7月5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八月初九甲子日（9月4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当年十月，追封李建成为息隐王，李元吉为海陵剌王。次年改元贞观。642年，追复李建成为隐太子，李元吉为巢剌王。
贞观二年（628年），当时的人口已因隋末战争而锐减，此时唐朝只有二百九十万户，经李世民君臣二十三年的努力，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至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人口达到三百八十万户，奠下了高宗、武后、玄宗年间大唐盛世的基础，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628年6月3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在位期间，积极推行了府兵制、租庸调制和均田制，并加强科举制等政策。
李世民本身也是个既英武又善辩之人，但是有鉴于帝位得之不易，加上隋炀帝杨广本人亦以雄健尔雅善辩闻名，隋却因此铸下灭亡的大错，因此在位期间，李世民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廷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641年，唐室文成公主下嫁于吐蕃的松赞干布。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另外，李世民精擅书法，以行书写碑，称“飞白”，闻名后世。著名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等。史家曾疑李世民生前，指定以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为陪葬品。近年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研究，《兰亭集序》应该不在李世民之昭陵，而在高宗、武后所合葬的乾陵之中。
唐太宗与身边大臣魏徵、王圭、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等的对答也在开元十八（730年）、十九年间被吴兢辑为《贞观政要》一书，以发扬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精神。
面对自己空前的文治武功，太宗到晚年也出现一些过失。首先纳谏不如贞观早期积极，比如贞观十年，魏徵发现他“渐恶直言”。其次奢侈之风日重。不过晚年他还是能反省自己过度奢糜的错误。司马光说唐太宗：“好尚功名，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同时，太宗晚年也由早年的清静转为奢纵，营建宫殿，计划封禅泰山等，并自辩“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魏征因此谏到“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不过由于太宗晚年能够清醒认识自己的问题，所以也能进行调整，因此虽然太宗晚年存在这些过失，最终没有出现败亡的危机，“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维持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唐太宗撰写《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得了痢疾（一说是服用天竺长生药无效），医治最终无效，命李治到金掖门代理国事。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廿六己巳日（649年7月10日），太宗驾崩于终南山上的翠微宫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在位二十三年，初谥文皇帝，庙号太宗，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加谥文武圣皇帝，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加谥文武大圣皇帝，天宝十三年（754年）加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葬于昭陵。
均田制度
李世民在位期间，积极推行了均田制。唐太宗已明确规定，妇女一般情况下不授田，奴婢及丁牛不再受田。因授田面积不足，在需要依耕的狭乡地区也不再加倍授田。唐代还规定，凡迁徒及贫无以葬者得出卖永业田，狭乡迁到宽乡者得卖口分田(即北魏的露田)，这就扩大了土地买卖的范围。
唐太宗均田制的实行是，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唐太宗在隋朝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税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唐朝的租庸调制不再有年龄的限制。唐初施行租庸调制时，运作良好，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收入稳定。但自安史乱后，户籍失修，生产破坏，国家支出大增，旧有的租庸调制已不合时宜，不得不以两税制取代之。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24]但是同时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