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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会是指若干人组成一个会，其中一人为发起人，称会主，其他为会员，以经济上的往来为主要目的，把会员的钱聚拢，交由会员们轮流使用，先用的人支付利息，后用的人吃进利息.按金额分有1万会，3万会，5万会，10万会等等；按时间有月会，季会，半年会，年会等等。抬会又称应会，排会，经济互助会等，主要流行于东南沿海一带，浙江、福建尤为典型。
温州“抬会”是温州民间的一种资本运行形式，其基本的运行方式是由一名“会长”吸收民间资本。在吸收资本的同时，“会长”会许诺给予入会人员以高额资本回报。在运行中，“抬会”使用新入会成员带来的资本给前面进入人员发放利息。这种资金回报通常以月为单位，民间常用的说法是“分利”，例如三分利表示的是3%的月度回报，5分利为5%资金回报。“抬会”制度近似于“传销”制度，只是这种制度将传销中的载体变成了资本。温州“抬会”现象的历史沿革在历史上，温州的“抬会”现象的第一次流行是清朝末期至建国前。这一时期的“抬会”主体为地主、商人及部分富裕的市民农民家庭。这一时期的“抬会”的主要目标是有效缓解生活风险。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富裕阶级将富裕财富组织起来，应对生活风险。这一时期的“抬会”还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投资内涵，只是具有了抬会制度的基本组织结构，产生了“抬会”的名称。[1]
抬会，始于浙江温州乐清县，由名为 “百人百元百月单万会”(简称“八年四”会) 演变而成。由于“八年四”会会员众多，聚会难度大，为此，会主采取组合方式发展会员，即大会下设几个小会，分别发展会员。传统的民间合会活动中演变出的一种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具有投机欺诈性质的民间信用形式。“抬会”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会，发起人称会主，把会员的钱聚拢，交由会员们轮流使用，先用的人支付利息，后用的人吃进利息。会员可以发展新会员，进而变成“会主”，层层下去形成一个复杂的金字塔式链条。
1986年，国内经济趋热，资金渴求陡然增大，常规的信贷效益无法满足越来越大的借贷需求，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尝试，再是大胆扩展，很快，一种新的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幕了。
从1985年八九月间到1986年初，“抬会”在乐清全县迅速蔓延扩散，总发生额约10亿元，实际投入资金22亿多元，10万元以上的大中小会主达1589人，其中有三人会款发生额在亿元以上。
“抬会”是若干人组成一个会，发起人称会主，把会员的钱聚拢，交由会员们轮流使用，先用的人支付利息，后用的人吃进利息。会员可以发展新会员，进而变成“会主”，层层下去形成一个复杂的金字塔式链条，有人计算过，一个缴纳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当时在乐清县入会总人数有20多万，乡镇参加户数达70%，有的村子几乎涉及每家每户。
这种疯狂的游戏进行了一年多，“抬会”的链条在1986年春出现断裂崩盘迹象，恐慌如瘟疫般地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很快，形势急转直下，极度的亢奋即刻转为极度恐慌，“抬会”体系瞬间雪崩。整个秋天，温州地区陷入空前的混乱，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似地冲向会主的家。短短3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因此，地方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整顿活动，发动群众自清自理，经济、法律、教育和行政并行，经过4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92年基本平息了这场风暴，共清退债务1.54亿元。当时法律在这方面监管完全属于空白，潜逃后被抓获的会主多以“投机倒把”罪处置。
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郑乐芬就是其中之一。温州“抬会”的会主八成以上是由像郑乐芬这样的文化程度不高、头脑灵活、有人缘的农村妇女担当的。郑乐芬在1年的时间里发展了427人入会，收入会款6200万元，支付会员会款6010万元，收支差额为189.6万元。1986年3月郑逃跑，7月16日，郑在江苏金坛县被公安机关捕获。1989年11月23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决郑乐芬死刑。郑上诉后，1991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维持以投机倒把罪判决郑氏死刑，立即执行。“倒会”风潮在1992年基本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