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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某一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本的投资项目，其他如消费则在经济增长中比例小。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就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靠物质资本投入来推动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粗放型”的增长；另一种是靠提高技术进步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集约型”的增长。“集约型”的增长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方式的最终选择。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过渡的过程中，资本量的积累并非如亚当·斯密们所认为的，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驱动力，资本效率的提高才是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资本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是，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增殖，资本总是由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并促使劳动力与生产条件达到最优结合，资本的配置及运行达到最优，以求降低交易成本和资本经营风险，实现资本增殖的最大化。
从经济增长特征来看，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以物质资本投人来推动的经济增长，即“粗放型”经济增长。“投资拉动的高增长，使中国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开采的宏观成本居世界前列，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被严重低估，”科技进步的成分相对偏低。在当前“科学发展观”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有必要适应经济发展的规律，有必要从内涵上进行新的界定。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即要素投人方式应由资本投入为主向资本、劳动、技术进步投入为主转变；需求拉动方式应由投资净出口为主向投资——消费——净出口拉动转变；投人产出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
国际经验表明，用大量投资支撑的增长，很容易造成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从微观角度看，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往往带来相关产品的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而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又会加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压力；从宏观角度看，粗放型的高增长方式因其对能源的大量需求，往往产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伴随对不可再生资源耗费过度的现象。由于我国经济增长靠的是大量资本投入、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排放污染，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过量消耗资源与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资源与环境问题。问题突出表现在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低，资源利用率低，浪费较为严重，产业增长仍以消耗资源和能源为主。据统计，我国能源综合利用率为32%左右，比发达国家先进水平低1O以上，每万元国民生产总值能耗比发达国家高4倍多。尤其在第二产业内部，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平均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平均水平高30，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平均水平高5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另外，污染物排放总量长期居高不下，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一些流域、城市的水和大气污染十分严重，部分地区生态破坏的程度还在加剧。1996年以后煤炭产量从14亿吨减少到2000年的1O亿吨，到2003年随着建设投资热的兴起，煤炭产量又跃升至15亿吨，对一些产煤重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国内人均资源少，人均耕地、人均淡水资源和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而国际上许多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资源产品的进口要受到运输能力等多方面制约，粗放型增长面临极大的资源压力和不确定性。
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以投资为驱动力的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资本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对立，如资本效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以及资本效率与人的和谐发展的矛盾等。
(一)投资驱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斥
“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以投资驱动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斥，这种排斥在第一产业尤为突出。”[3因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农业的资本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产品的资本化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价格因资本数量可以长期无限量积累而不会发生什么变化，而地租则因土地数量有限在不断上升，劳动力的价格则因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的提高而攀升得较快，这种情况会加速资本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替代。在欧美国家，农业资本家在利润的驱动下尽量地减少劳动力的使用量，特别是工业革命使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很多农民被排挤出来，以英国为例，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农业的资本积累曾经产生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被驱赶到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加入到城市失业人口中。
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和资本效率的提高，我国在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已经有1亿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但因人口的增长，现在还有约8亿农村人口，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将要离开农业进入其他产业。亚洲开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积累到2亿。另据测算，中国现在的可耕地占世界的7，只需要6000万劳动力就可耕作。按工业化国家5农业人I：1的标准，中国在今后的30年里约有4亿多劳动力要被农业资本的积累所取代，有约7亿人口需要离开农业而转入其他产业。这种由资本积累产生的农业过剩人口，如果不能及时转入第二、三产业，仍留在原来的土地上，就会面临市场和就业机会的丧失。
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斥同样出现在第二产业。由于资本吸引了新技术与新的经营管理方式，使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同时，效率普遍较高的新兴产业对过剩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加上资本资产价格大大低于劳动力价格，导致厂商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多投有形资本、少投人力资本。这种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不仅不创造新增就业，而且大规模裁减在岗职工。
(二)工业化进程中资本趋利性对弱势产业的冲击
在市场及各方面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动往往偏好一些高利润产业，而对一些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或非市场性的产业，由于其盈利性较差，对资本缺乏足够的吸引能力，其生存常常受到影响，这与我国当前经济不发达的发展状况是不相匹配的。像农业这样关系到国计民生却盈利能力不高的产业，存在着普遍的资本短缺，而农业技术创新所必须的资金，大多流向了其它领域，使农业发展的技术创新受到了极大的资本障碍。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农业比较收益率在下降，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严重影响了资本对土地和简单劳动的替代。与此同时，国际市场的农业生产成本和农产品价格，由于领先的技术进步和先进技术的较早应用，要比国内市场下降得更快，通过进口对国内农产品价格造成加快下降的压力，对仍然依靠手工作业的农民造成更大的收入损失。在资本替代土地和劳动之后，传统农业和农村社会开始解体，加上先进技术的应用和资本集中带来的规模化生产，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持续下降，传统农业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就只能逐渐退出市场，让出原来的市场份额。
(三)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资本对高盈利行业的追捧
“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在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前总体上说，是以追求经济的高增长为主要目标。改革以来，除一些年份因通货膨胀不得不降低经济增长率以外，大多数年份GDP的增长率都放在优先地位考虑。尽管我国投资效率的提高已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我国目前的投资仍然处在投资周期的中间阶段，即资本大量投人到产业生产阶段，在当今中国的实际市场环境中，投资者受投资急功近利观念的驱使，投资行为往往表现为“短平快”式的投资方式。
首先，资本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过于集中于低端产品上，而这种处于产业下游的资本集中投资方式，一方面导致了严重的过度竞争现象，激烈的竞争反过来又打压了产品实现的价格，降低了资本投资的回收率，从而加大了资本投资于生产性行业的风险，使得很多产业的资本投资回收率这些年来出现了持续而显著的下降趋势。改革之初，大多数学者认为资本投资率应保持在32左右，但事实上我国资本投资率大多数年份都在34以上，2O世纪9O年代则在37以上；进入21世纪后上升至40以上。这样高的投资率必然把最终消费压到了底线，使得扩大消费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成了空话。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乡消费比例失衡，城镇消费的比重持续上升，农村的消费份额相应的持续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过度的投资，大量的资本沉淀在生产能力过剩的领域，减弱了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使产业结构呈畸形发展状态。这种产业投资下游化的状况增加了投资的盲目性，阻碍了经济效率，影响了资本的创新能力，使得增殖能力较强的“新资本”变成增殖能力较弱的“老资本”。这种现象在“短缺经济”情况下表现为重复建设，在“过剩经济情况下更多地表现为大量资本无效地游离于虚拟经济之中。
其次，资本按照追求高利润的要求，不断地脱离一般性的生产领域，通过各种方式集中流人到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这些行业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例如具有极高政治投资价值和较高政治回报率的“面子工程”和高度垄断性且能产生高额投资回报率的房地产业。这些垄断性、高额投资回报率的产业的兴盛不仅造就了产业的高额垄断利润，带动了投资热度，也为政府部门的权力寻租行为创造了丰厚的土壤。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年房地产价格增长14.4，在2005年我国房地产业的市盈率高达141.48倍，是美国市场该行业市盈率的6.12倍，2006年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较2005年翻了一番。这种超出正常范围的高盈利率，一方面使房地产等行业存在着较大的泡沫成份，另一方面使资本不断集中于少数房地产商手里，加剧了行业之间的收人差距。2004年全国5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上半年最高1O9/6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人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I1.69/6，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9.5：1，比去年同期9.1：1有所扩大。上述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行业利润的差距。我国高收人人群主要集中于高盈利率的房地产业、进出口业等，而第一产业及第二产业中的基础产业、资源性产业却成为贫困人口高度集中的领域。
再次，资本投资发展为投机，使投资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再出售(或再购买)而不是为了用于生产，这种变向的投资使资本过度停留在流通领域而没有转化为生产资本。由于投机获取的差价利润不是由生产创造的财富，因此投机实质上是一种投入资金获取非生产性财富的经济行为。适当的投机是对资本投资的一个补充，但投机过度则会使虚拟资本脱离于实物资本的载体，一些不利于投机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则会因得不到资本的有效补充而衰落。此外，在高额投资利益的驱动和示范效应影响下，有限的资本不断地脱离生产性行业流人房地产等暴利性行业，无形中减少了社会资源中分配给工业等基础产业的资源数量，削弱了用于研发高新技术的产业投资，而这些传统产业或弱势产业的资本投入不足必然阻碍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传统产业的大面积衰退，导致了中国其他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