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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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失业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失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的必然趋势是生产中越来越广泛地采用了资本、技术密集性技术，越来越先进的设备替代了工人的劳动，这样，对劳动需求的相对减小就会使失业增加。此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品相对价格下降和劳动力价格相对上升也加剧了机器取代工人的趋势，从而也加重了这种失业。属于这种失业的工人都是文化技术水平低，不能适应现代化技术要求的工人。
主流经济学对失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劳动力市场。不同流派分别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同假设，得出各自不同的结论，而很少注意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因素，特别是很少关注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在宏观经济学分析中对技术进步因素的忽视和对一般均衡思想的普遍推崇。而在经济思想史上，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自大卫·李嘉图以来曾有过多次激烈争论，尤其在上世纪30年代和6O年代曾出现两次争论的高峰，并且出现了“技术性失业”这一概念，意指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
萨伊以其著名的“萨伊定律”为基础，完全否认技术进步会导致长期失业：因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采用新机器所导致的产品供给增加会引起产品需求的增加，产品需求的增加最终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使得被新机器排挤的工人重新获得就业机会。马尔萨斯则认为机器的应用会通过需求不足、资本短缺等因素引起失业，但他同时又指出，开放的市场可以恢复充分就业。李嘉图起初也相信市场的力量可以补偿机器对就业的排挤，但后来“由于他特有的科学的公正态度和热爱真理，断然收回了这种观点” ，并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中特意增加了《论机器》一章，认为如果机器占用了流动资本，则会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
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这一时期，普遍盛行的观点是技术进步不会影响就业。到20世纪30年代，两个重要因素再次诱发了关于技术性失业的激烈争论：一是大萧条的出现，二是美国1919-1925年间生产率数据的第一次公开出版。大萧条造成的持续失业使得经济学家再次关注失业的原因，而美国l919-1925年的生产率数据表明，这一时期美国生产率(即每个工人的平均产出)提高了59％ ，而与此同时就业率大幅度下降了。在美国，大萧条初期流行的观点是肯定技术性失业的存在，有人甚至提出暂停技术进步的建议，参议院和众议院甚至分别在1939年提出了对机器征税的议案。大萧条后期，否定技术性失业的观点逐渐增多。到大萧条结束时，基本上达成了理论上的一致性：认为两种极端观点都不正确。这时，边际生产率理论取代萨伊定律而居于主流地位，价格的灵活性和恰当的信用与货币制度被看作劳动力再吸收机制的关键因素，只有当这些因素的作用受到干扰时，劳动力再吸收机制才会出现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 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和失业率的上升几乎同时出现，这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再次关注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60年代中期，由于菲利浦斯曲线被广泛接受，一部分学者相信：扩张总需求的政策虽然可以消除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总量失业，但同时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于是，在这一时期，技术进步是否会导致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RU)上升成为争论的中心。8O年代，当欧洲失业率从5O、6O年代的2-3％上升到当时的8-10％时，经济学家之间又发生关于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争论。这场争论的中心在欧洲，争论的焦点在于：新兴的计算机技术是不是导致80年代欧洲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80年代出现于欧洲的这一场争论主要有两类不同的观点：新古典主义和熊彼特主义。前一类观点的持有者竭力找出就业补偿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后一类观点的持有者则强调创新及其扩散的过程性，力图把技术进步的非均衡特征与就业增长的长期趋势联系起来。
由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上述关于技术性失业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对其作出一个严格的定义也十分困难。本文将在综合各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试图阐明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明确界定技术进步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就业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政策建议。
(一)“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补偿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一方面破坏旧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又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据此提出了多种补偿机制，声称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这些补偿机制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使得因技术进步而被排挤的劳动力可以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这就是所谓的补偿理论。主要的补偿机制包括以下5种：
1．新机器补偿机制：某种导致工人被排挤的技术进步必然要求有新机器出现，这将在生产这种新机器的资本品部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解雇工人所节约的工资支出也可重新用于投资以雇佣新的工人，从而补偿被技术进步排挤的就业。
2．价格下降补偿机制：技术进步在导致工人被排挤的同时，也会使得生产的总成本下降；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这将引起价格下降，需求因此而增加，产出和就业也因此而上升，技术性失业最终得到补偿。
3．新投资补偿机制：如果价格下降补偿机制中所提到的成本下降与价格下降不是同时发生的，则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会获得额外的利润；这些额外利润将被用于新投资，从而创造出新的产出和就业。
4．新产品补偿机制：由于技术进步不一定都是工艺改进型(即工艺创新)的，它还可能以新产品的发明及其商业化这种形式出现，这时就会出现新的生产部门，从而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5．工资下降补偿机制：威克塞尔认为，如果一种技术进步使劳动力变得过剩，工资便会相应下降，则原先使用的生产技术的盈利能力下降，生产者可以通过开发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减少成本，增加利润，这样，过剩的劳动力便会被吸收。这是后面将要分析的引致创新理论的雏形，并且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解决一切失业问题的处方。
在上述5种补偿机制中，新资本的形成是关键，其他机制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供应都会因资本约束而失灵。“古典”经济学家在提出这些补偿机制的同时也认识到资本刚性和资本短缺对补偿作用的制约，并认识到这些补偿机制存在滞后性。
当新古典主义成为经济学主流时，对补偿理论的乐观态度普遍盛行起来。新古典主义者发展了一系列精致的数学模型，对“古典 ’补偿理论的直观看法进行了更加形式化的分析。与“古典”经济学家相比，他们更加注重经济体系中有关参数的取值，试图通过确定这些可测量的参数的取值范围来证实补偿机制的有效性。新古典经济学家对5种传统“古典”补偿机制的发展和补充主要表现在：
1．关于价格下降补偿机制：新古典补偿理论关注的是需求对价格的弹性11；补偿程度现在取决于11的值。另外，新古典补偿理论还通过引入货币部门的作用，提出了价格下降的另一种效应——庇古效应：价格下降意味着实际货币供给增加，利率因而下降，这将产生投资激励的作用，从而增加产出和就业；而古典补偿理论则从萨伊定律直接得出完全补偿的乐观结论。
2．关于新投资补偿机制：新古典补偿理论在这里保留了“所获利润完全用于投资”的假定，但同样引入了需求的价格弹性11对最终补偿结果的影响。
3．关于新产品补偿机制：新古典补偿理论考虑了新旧产品之间的可替代性对就业补偿程度的影响，其结论仍然是乐观的。
4．关于工资下降补偿机制：新古典补偿理论考虑了要素替代弹性和工资弹性的作用，补偿程度因而依赖这两个参数的取值；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引致创新”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由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引发的：当一种要素(比如劳动力)价格相对于另一种要素(比如资本)价格下降时，生产者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将选择一种新的生产技术，以增加相对廉价要素(劳动力)的使用量，而减少另一种相对昂贵要素(资本)的使用量。这样，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将引致一种特定的创新。按照引致创新理论，劳动力节约型创新导致的失业可以很容易被解决，即降低劳动力价格，诱使生产者放弃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代之以劳动力密集型技术；而且这一过程可以由市场机制自发完成。
以上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古典”补偿理论的发展，关于新机器补偿机制，两种理论看法一致；除此以外，新古典经济学家还增加了两个新的补偿机制：
5．收入增加的补偿机制：技术进步导致的成本下降的好处被工人和雇主分享，于是利润和工资都得到提高；在“即时支出”的假定下，利润和工资的提高会产生新的消费和投资，这二者同时产生就业补偿效应，前者通常被称为“收入效应”。
6．新投资激励补偿机制：技术进步会导致资本的边际效率提高，利润预期上升，投资因而增加，就业也随之增加，这一机制被称为“熊彼特效应。”
由此可见，新古典补偿理论与“古典”补偿理论相比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进，只是以一种更精确的方式重新表述了“古典”补偿机制，并增加了两个新的补偿机制。但新古典补偿理论重视各种参数取值对补偿程度的影响，这意味着承认补偿机制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是不完全和不充分的。
(二)非主流学派对“古典”和新古典补偿理论的批判
“古典”和新古典补偿理论在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上都受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
1．微观层面的批判
在微观层次上，每一种补偿机制都受到了西洛斯·拉比尼（Sylos Labini)、克利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和罗克·苏特(Luc Soete)等现代西方学者的批评。Labini认为，在经济扩张期，技术进步通过额外投资被引入生产，但当经济处于停滞期时，正常的淘汰率就足以引进新技术，这时没有额外的资本品需求；在没有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垄断厂商倾向于对小规模创新的投资，这不会提高总成本，并可完全由折旧基金支持；这样，随着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失业也同时上升，新机器的补偿机制因而失效。又如，在对价格下降补偿机制的解释中，“成本下降转化为价格下降”依赖于完全竞争假设，但在现代经济中，这一假设过于随意：现实经济中存在垄断造成的价格刚性，价格下降的补偿机制将因此而失效。另外，被解雇的工人收入下降会使得价格下降刺激需求的效应减弱，价格下降的补偿机制也因此而被削弱。
新投资补偿机制则是建立在“利润等于投资”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已经受到了凯恩斯的批判，但现在仍被新古典主义者或明或暗地接受。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中，利润只是投资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厂商对资本“边际效率”的悲观预期可能严重阻碍投资决策，这时利润可能被贮藏起来或被用于非生产性支出。即使在完全的瓦尔拉斯框架中，利润即时转化为投资，就业补偿也是得不到保证的，因为新投资本身也会导致进一步的劳动力节约型创新的出现，从而不可能完全补偿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
作为补偿理论重要支柱的工资下降补偿机制是通过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替代起作用的。这一论点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批判。首先，技术进步本身的不可逆性(即“技术刚性”)使得资本与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受到怀疑，这时工资下降不会引起劳动力对资本的替代，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存在固定比例系数，工资下降的补偿机制因此而失效。其次，由于工资本身是构成有效需求的一部分，工资的下降会减少总需求，进而减少产出和就业，这也将导致工资下降补偿机制失效。建立在工资下降补偿机制基础上的引致创新理论则受到了索尔特、沃尔什等人的批评：
(1)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存在无数可选择的技术是很不现实的假定。
(2)劳动力和资本的可替代性也是—个受到大量质疑的假定。
(3)只有工艺创新可以用生产函数来表示，产品创新不能用生产函数加以描述，劳动力和资本的可替代性也就无从谈起。
(4)生产者会尽力减少一切成本，而不只是减少“较昂贵的”要素成本。事实上，在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假设条件下，所有要素都是同样“昂贵”的：它们的价格分别等于各自边际产品，因而不存在引致特定的要素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市场信号。
(5)引致创新理论只考虑了经济因素对技术进步的作用。而没有考虑技术对经济的反作用。这种单向因果论是不全面的。
对引致创新理论的另一批评来自“自发创新”理论，这一相反的极端观点认为技术进步是由自发的科学进步产生的，而科学进步则被认为是由智力上的好奇心推动的，例如，罗森堡认为，科学与技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常常沿着一条既定的路径演化，演化过程中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由以前的技术水平决定的，由此形成一条连续的技术链，它具有累积性和不可逆性等特点。按照自发创新理论，技术进步是完全独立于经济力量的，市场信号的变化不能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因而新古典主义的要素替代理论将失去意义，市场力量完全不能纠正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力节约效应。
Giovanni Dosi(1982)则认为，引致创新与自发创新理论都是用单向因果关系的方式看待技术进步与经济环境之间的联系，因而都不全面：前者强调技术进步对市场条件被动、机械的反应，并且无法说明：为什么是这种技术而不是另一种技术得到了发展；后者正好相反，完全忽视了经济因素在塑造技术进步方向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Dosi指出，技术进步与经济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反馈关系，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为了说明这种相互作用及其性质，他提出了“技术范式一技术轨迹”的理论，认为，“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许多相似性；与现代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范式(或科学研究纲领)相对应，在技术领域也存在“技术范式”或技术研究纲领)，技术范式界定了用于解决问题的科学原理和要使用的物质技术，它以自然科学的原理为基础，限定了进一步创新的技术机会和有关如何利用这些机会的基本程序。
技术范式只是指明了技术发展的一组可能方向。这时，经济力量(还有社会的、制度的因素)便起到“选择机制”的作用，从众多可能的技术方向中确定什么样的技术具有实际应用和商业化的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范式给出了技术进步的外部边界，经济因素(如相对价格的变化、需求条件的变化)影响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但是仍在技术范式所限定的范围内)，它作为选择标准更加精确地限定了技术进步的实际路径，这样就形成了一条技术轨迹。沿着技术轨迹的技术进步具有“累积性”特征，即未来可能实现的进步与当前的技术水平密切相关，这决定了技术轨迹的“不可逆性”特征。经济因素可以解释沿技术轨迹的技术进步，但不能解释新范式的出现；新范式来自科学进步、已有的技术路径、有待解决的难题以及经济和社会因素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技术范式一技术轨迹理论把自发创新与引致创新理论统一到一个框架之中。
根据这一理论，技术性失业在一定的历史和经济条件下是可能发生的，它可能是市场力量与技术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市场信号的一种持久性改变(如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持久性上升)，可能诱发对特定技术范式的选择，从而产生一条特定的(如劳动力节约型)技术轨迹；由于技术轨迹具有不可逆性，它一旦形成，就不可能因市场信号(即引致这一技术轨迹的经济因素，如劳动力相对价格)的逆转而回到原先的技术状态。
2．宏观层面的批判
“古典”和新古典补偿理论认为上述7种补偿机制不仅在部门内有效，而且可以跨部门乃至在整个宏观经济层面上发挥作用。Labini、Freeman和Soete等人则认为对补偿机制微观层面上的批判同样可以推广到宏观层面上，尤其是对庇古效应、收入效应和熊彼特效应。
首先是庇古效应。它所赖以成立的完全竞争假设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而且，即使允许价格自由下降，由此而增加的投资激励也只能起到部分补偿作用，因为新投资本身往往进一步引入劳动力节约型创新。
其次是收入效应。劳动力节约型创新使一部分工人被解雇，他们的购买力因而下降，这会减少消费需求；而且，由于边际消费倾向一般都小于1，在职工人增加的收入不会全部立即转化为有效需求；再者，如果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部分地转移到工资上，则新投资的补偿机制受到削弱。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收入效应不足以保证被解雇的工人完全被再雇佣。
最后是熊彼特效应。尽管技术进步能提高投资激励，但新投资本身的劳动力节约性质会削弱其就业补偿效果，因而熊彼特效应也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另外，在宏观层面上，补偿机制还可能因需求约束而失效。至于需求约束的产生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如价格刚性、需求饱和(由恩格尔定律所导致)等；需求增长速度在没有政策调控的情况下很难正好与生产率增长速度一致，这也是产生需求约束的原因之一。
此外，人力资本的跨部门流动性困难也是导致宏观层面上补偿机制失效的一个原因。这种流动性困难既有地理上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和技能方面的原因。技能方面的流动性困难在于工资刚性和技术的不可逆性等。新古典补偿理论认为，对某种技能工人需求的增加一方面使这类工人工资上升，这将吸引更多的工人学习这一技能；另一方面迫使厂商采用其它生产技术以减少成本。但事实上技能约束和技术不可逆性使这种自动调节机制难以实现。
以上非主流经济学家所做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均表明：技术进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失业；“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补偿机制是不充分的，只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才能起到部分的补偿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性失业是存在的，并且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力量的补偿作用来消除。承认技术性失业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应当排斥技术进步，因为产生技术性失业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技术进步本身，而在于技术进步的资本主义应用，在于特定的制度环境。
例如，马克思就曾指出，“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 ⋯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此，承认机器排挤工人，承认技术进步可能增加失业，并不表明机器和技术进步本身应当受到抵制，只有机器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才是导致失业的真正原因。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长期趋势；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人口相对过剩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而平均利润率下降又迫使资本家进一步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进一步导致人口相对过剩，长期失业因而不可避免。
由于劳动力需求不是取决于总资本的大小，而是由总资本中可变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这样，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总资本的量相比将会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 这时，“为了吸收一定数目的追加工人，甚至为了在旧资本不断发生形态变化的情况下继续雇佣已经在职的工人，就不仅要求总资本以不断递增的速度加快积累。而且，这种不断增长的积累和集中本身，又成为使资本有机构成发生新的变化的源泉，也就是成为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减少的源泉”，于是，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于总资本的量不仅在减少，而且会累进地减少，从而使得相对过剩人口规模随着资本主义积累的发展而扩大。
不仅如此，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还会导致利润率下降。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利润率的下降，要使用同量劳动力，则要求资本总量不断增加；要使用更多的劳动，则要求资本总量更快的增长。但事实上，资本的增长往往不能满足劳动力增加的要求，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产生永久性的工人人口过剩即失业。
因此，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来看，技术进步(即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的资本主义应用必然导致永久性失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用“技术性失业”表示这种失业，而是用“产业后备军”、“相对过剩人口”来表示，这两个概念在《资本论》中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失业。因此，技术性失业本质上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失业，失业的直接原因是技术进步，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
熊彼特则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中心，整个经济系统都是由技术创新及其扩散过程推动的，经济的发展不是一种平滑、连续的转变过程，而是一个非均衡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创新是造成非均衡的主要因素，原因是：
第一，创新不是均匀地随机分布于整个经济中，而是集中于某一些关键部门，这将引起不同部门间的结构调整问题；
第二，创新的扩散过程也是不均匀的，具有周期性；
第三，创新发生后的迅速增长期间，利润预期发生变化，增长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因利润预期的变化而减慢下来。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这些特征足以对整个经济造成扰动，产生经济周期。他把技术进步同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认为大规模失业与创新活动在历史上是一致的， 自然也就把技术性失业与周期性失业联系在一起，认为二者是同一回事。
从熊彼特的理论体系看，产生技术性失业的根本原因也是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定的制度因素，而不是技术进步本身，因为技术创新对 经济的扰动是通过企业家的利润预期而起作用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