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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递铺是中国古代的邮驿，为中国古代邮驿组织之一。它肇始于宋，迄元朝普遍推开。急递铺的创立是邮驿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它的广泛设立也有助于商业的贸易，促进沿途经济的交往、文化的融合和风俗的同化。
宋代
邮驿组织由兵部驾部直接管理。“凡奉使之官赴阙，视其职治给马如格。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邮驿组织的功用与效应，日益为全社会所关切，分工越细密。一种高速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快速军邮制——急脚递，就在这时应运而生。这种急脚递，有步递，有马递，有急脚递。急脚递最快，日行四百里。递铺之间相距不一，有10里，有20里。但据说，这种快递只用于战争时期。至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又有一种金字牌急递铺，如同古代羽檄一般，速度更快，每天可行五百里，专门递转皇帝下达的紧急军务。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设有都提控急递铺兵。
元代
国家疆域广大，“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邮传，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举”。急递铺的作用极为显著。元世祖时，自燕京至开平府，复自开平府至京兆，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则设一铺，于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户内，签起铺兵。至元九年（1272年），有人上疏说：诸路急递铺名，不合人情。急者急速也，国家设官署名字必须吉祥者为美，宜更定之。遂更为“通远铺”。于是，后来又称急递铺为“通远铺”。
明太祖立国之初
为完成统一大业，复兴社会经济，在南征北战、发展生产的同时，对于邮驿事业亦看得十分要紧。治水，开山，修路，造桥，备马匹，置车船，一方面承元旧制，一方面有所创新。于洪武元年（1268年）正月二十九日，同时并“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后来，又分别在两京和各州县设立急递铺总铺。水、马站，洪武九年改为水马驿。水置船，陆用牛、马、车。
急递铺与水马驿、递运所，并称为明代邮驿三大机构，日夜不停地为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服务，在巩固封建政权中起着巨大作用。也是中国古代邮驿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可惜，《明实录》、《大明会典》等主要史籍，对于急递铺的情况缺乏完整的记录。有些问题说得比较清楚，有些则不甚明晰。例如：它的数量与递送手段、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等，或是根本未予涉及，或多语焉不详。以致后人不能明其全貌，有的甚至造成误解。因此，很有必要加以勾画和研究。本文试就前述几个问题，略叙己见。不妥之处，敬希赐正。
急递铺的数量与分布，事关其在明代邮驿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其数量又与铺距不无关系。
有人说：“高皇帝（明太祖）混一区寓，幅员万里而遥，遐迩相联，将命之臣，奉公之役，趾日错于道而不休。自京师设会同馆外，每于边腹郡邑，村镇要会处所，设立水马驿、递运所，司递转运之役，所关军国机务最急”。又有人说：“驿递者，国之脉络，不容壅滞者也。故在国初（明初），水马驿栉比蔓绵，恒处于有余”。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兵部》言：“凡邮传，在京师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
以上都只提到水马驿、递运所。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五《驿传一·水马驿上》、卷一四六《驿传二·水马驿下》、卷一四七《驿传三·递运所》，分别胪列了分布在全国各府州县水马驿、递运所的名称与数目。水马驿总计1032处，递运所146处。该书卷一四九《驿传五·急递铺》，却只寥寥数语，铺名、铺数，一概全无。《元史》、《永乐大典》编修于明初，二书对元代水马驿的名称与数目，记载甚为详备，唯独对元代急递铺的名目是空白。可见《明实录》与《大明会典》的做法，也是本于“明承元制”。
关于明代急递铺的几个问题
汉制，每30里置一驿。唐与汉同，全国共有水、驿1639处。宋代，对驿站之间的距离做了更新，改为60里置一驿，不如汉、唐那般稠密。而其急递铺的建制，为10里，或25里，设一铺。从里距看，急递铺多于水马驿，应属无疑。
元朝建国以前，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下诏：“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急递铺自是广泛建立。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进一步在元大都“设置总急递铺提领所，降九品铜印，设提领三员”，以加强对急递铺的管理。据《元史·兵志四·站赤》载：元代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以及河南与江北等处、陕西、四川、云南诸路、甘肃等9个行中书省，所辖陆站、水站、牛站、狗站、马站、轿站、步站，总计为1401处。元代驿站的里距，史书（包括《永乐大典》在内）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但由宋、明前后二代驿站的里距推测，元代驿站的里距，与宋、明当相去不远。元代急递铺的里距，一般是：“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铺兵5人。以此观之，元代急递铺的数量，亦将在水马驿之上。
明代驿递之制，基本上沿袭元代。急递铺尤其如是。从铺舍建设、内部经理、公文检验、包装、交接手续，到急递之法与对铺兵的具体要求等，几如出自同一模式。明代水马驿的里距，“陆站六十里或八十里”；水站一般比陆站长些。
急递铺的铺距。洪武元年正月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实际虽非如此划一，但以10里者居多，则是凿凿有据。
例如：北直隶顺天府宛平县万历时，有急递铺12处。其规制、职掌、铺兵额数、铺距、方位、邮递路线为：每铺设铺司（铺长）1名，掌送到官文书籍记件角时日而递发之。铺兵3名，轮次传送，凡46人。
1、明代各县急递铺，多以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连续周边邻县（或邻省），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快速邮递网络。
2、铺兵额数有多寡，非尽如朝廷所立“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
3、直至明后期和明末，各地方志对水马驿与急递铺仍明白分别记载，可证到了明代，急递铺与驿站虽然邮传道路多数互相重合，但机构、人员、管理等，并没有“合一”，还是分立两个系统，各司其职。
4、各地急递铺的里距，均明显短于水马驿与递运所，绝大部分是10里，15里、20里、30里、40里等，只占极少数。可知急递铺之数必在水马驿与递运所之上。
明代自京师至四方，都设有邮驿组织。在京师称会同馆，在外叫水、马驿和递运所，以便公差人员往来，货物运载。至于公文递送，则置急递铺，“以免稽迟”。急递铺、水马驿、递运所三者，除机构设置、职责范围等各有差异外，递运技术也不一样。
明代急递铺纵横交错，从腹地伸延边疆，由平川接续山区，与水马驿、递运所共同覆盖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幅比较畅通的水、陆联络网。这幅网是用铺兵的血汗编织而成的。他们日日夜夜，风雨无阻，用自己的双腿，为封建王朝递转各种公文，传递上下信息。可以说，是当时“特种”通信兵。他们付出的多，而得到的回报少。元代，铺兵免差。明代没有寻到此类的资料。他们唯一的报酬，是勉强维持自身生存的工食钱。
宋代，以军士为驿递夫，铺兵也由士兵轮充。从元代开始，改为征发民夫。这些民夫，起初来自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籍户，内中多系贫民。尔后，又有些富户充人其中。至元二十年（1283年），留守司官言：“初立急递铺时，取不能当差贫户，除其差发充铺兵。又不敷者，于漏籍户内贴补。今富人规避差发承元铺兵。乞择其富者，令充站户，站户之贫者，却充铺兵”。
明代铺兵的征发，与元代比较，相同的是仍然坚持就近佥派。不同的是，概令有田之家承充：“于附近民有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明太祖最初定天下官、民田赋时，“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按民田亩税三升三合五勺计算，纳税粮一石五斗之上至二石之下者，大约有田五十至六十亩。由于各地亩有大小，租额有高低，土地有肥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更大小不一样，因而对有田五六十亩的人户，很难界定是哪个阶层的农户，但总算是有田之家，而非无田之民。需要指出的是，明代铺兵非清一色农户。除民户外，还有些军士：弘治十三年（1500年）奏准，“各铺司兵，若有无籍之徒不容正身应当用强包揽多取工钱，致将公文稽迟沉匿等项问罪，旗军发边卫、民并军工人等发附近，俱充军。其提调官、该吏铺长，各治以罪”。
明中叶以后，随着赋税日增，徭役日重，土地兼并之风盛行，豪强势要大量转嫁赋役，小土地占有者，乃至中产之人，多沦落破产。铺兵的签起，也因而不可能都是有田之家，破产农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所以，到了明末裁革驿卒、铺兵时，大批仰赖邮驿维生者突然“无所得食，皆从贼”，纷纷投入农民起义军。这种局面的形成，绝非偶然。一方面，是由于他们顿失衣食，成为无业之民。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所处的年龄段有关。因为铺兵都是青壮年，遇事颇为敏感，视野比较开阔，思想少有顾虑，感情丰富奔放，勇于发难，敢于冲锋。
铺兵年龄与身体条件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其承充期限的特殊性。明代户口制度的核心，是人户以籍为断，分为军、民、匠三等。军、匠之役皆为永充。编制“赋役黄册”以后，里甲之役10年一轮换。男子年16曰成丁，成丁而役，60而免。对铺兵的佥派，洪武时已立下两条法令：第一，“须要少壮”。第二，不能缺额。若“铺兵数少及老弱之人在铺当役者”，有司提调官必须随时“佥点补替”。这说明：铺兵不是永充，也不是10年一轮换或者必年至60而免。凡“老”、“弱”者，要随时替换。为了适应“步递”与“急递”的双重需要，不仅要年青，而且要身强力壮。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固定的期限。凡是年龄超过青壮年，或者身患疾病者，皆在立即淘汰之列。
就邮驿组织的发展而言，急递铺的创立是一个进步。它表明邮驿形式趋于多样性，加快了政令传送。又当时商路与邮路，多为复合。急递铺的广为置立，也必然有助于商业贸易，促进沿途地区经济的交通，文化的融合，风俗的同化。而从铺兵历史命运考察，这种官营机构的存在与运转，完全是依靠残酷劳役剥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