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增长理论、循环增长模式、循环经济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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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增长理论是论述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当中，经济循环与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趋势之间的关系。
（1）将经济循环与经济增长作为两个问题分别研究之后，再将两者结合起来所提出的循环增长理论。代表作有卡列茨基的《动态经济学理论》。对自发的经济循环的可能性进行分析以后，与新技术、人口增长等为基础的长期趋势理论相结合，便提出了循环增长理论。
（2）将经济循环完全从经济增长问题中分离出来考察，但是认为在经济循环中受到上限和下限的制约，并指出上限及下限呈现着不断提高的趋势，从而回答了循环增长的理论问题。其代表学说有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导论》和希克斯的《经济周期理论》。哈罗德与希克斯在该问题上虽然观点一致，但在二律背反理论和时滞理论上，二人存在极大差异。
（3）认为增长的因素自发地产生于经济循环的过程中。如杜森贝里根据《棘轮效应》提出的在经济循环学中基础消费水平有不断上升趋势的理论。
（4）认为经济循环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其代表学说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具有破坏性创造力的企业家追求“创新”而“创新”是造成经济发展周期变动的必然根源。
自然生态系统中污染物的净化和可更新资源的循环再生，这是自然行为。人类必须很好地维护和利用自然循环，不能超越地球环境容纳量和资源的最大可持续产出，才能保证人类持续地共同享用地球家园的生态福利;
经济系统中非更新(在自然条件下不能、或者几乎不能通过自然循环得以再生的资源)、可回用(可以通过人类的生产活动，加以重复利用)资源的循环利用。这是人类的社会行为，需要有组织地规划和发展。构建循环型经济和循环型社会，减轻了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和对自然循环的干扰，为建立经济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创造了现实的基础。
人类复合生态系统中自然生态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复合循环的良性运转。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均为人类复合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只有当这两个子系统在结构上耦合，在功能上完善，并构成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持续发展。
人口是体现和影响社会与经济规模的基础指标。只有把人口规模控制在适度范围内，才能实现经济、社会需求规模的适度，才能保障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共生。而事实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规模已经超出了适度的范畴(包括中国、印度等)，必须通过减量增长才能达到规模适度。现实条件下，人口规模的非加性增长，是实现经济与社会逐渐向稳态和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首要条件
实现“经济的低代价增长”，只是一个模糊的目标要求，其实质应该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质量发展型增长。不过在浪费盛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我国，采用经济低代价增长的提法，对于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具有惊世骇俗的功效，在这儿用一用也无妨。但作为学术研究，恐怕不宜过于含糊。为防人误解，我们还是把“经济的低代价增长”改个名：经济的质量发展型增长。
自然资源总量与环境容纳量有关，但不是直接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原因在于，环境容纳量体现的是全球或区域复合生态系统的综合服务功能，而不是资源的数量指标。就人类复合生态系统而言，环境容纳量不仅仅取决于资源的总量或可利用资源的总量，还取决于人类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生态环境状况和可利用资源的质量、结构、分布、资源效率及其可持续性。恢复和提高生态环境质量，适度消费和改善资源结构、提高资源效率都是实现环境容纳量扩大增长的途径。但是应该注意到，环境容纳量仍然存在极限，当资源、环境和消费均达到最优化时，环境容纳量的决定因素就是资源的总量。人类始终生存在一个有限的环境中，必须以有限的经济、社会规模来适应这种限制，才能真正实现永续发展。总之，地球自然资源总量本身是一个常数，环境容纳量也有其最终的极限，在达到这个极限之前，环境容纳量有增长的空间，到达极限后只能借助稳态发展维持和适应这个极限。所以，用环境容纳量的非减性增长来总结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的要求应该更合适。
上述“三个增长”主要关乎可持续发展三原则中的可持续性原则，而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和共同性原则却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事实上，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资源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经济的构架、资源的配置等问题归根结底要受到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影响。正如有位经济学家所言，人类绝对的需求是有限的，而那种看起来比别人更富有的相对需求却是无限的。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和公平(公正)失衡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只能导致社会稳态的破坏和可持续性的丧失。地球是全人类的共同家园，各类人、各代人都有利用地球资源满足其争取美好生活愿望的公平的权利。没有公平的和共同认同的福利，可持续性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所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社会福利的公平性和共同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