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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知识青年指的是那些“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见识，但没有被纳入国家体制，没有稳定工作，生活漂移的年轻人”。由社会学者于建嵘在2010年提出。
与新生代农民工不同，这一群体在居于弱势地位时，除了困扰自身的生存问题，他们还会从制度乃至政治层面思考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公，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自嘲、冷漠、不满乃至对立等情绪。
近年来，受房价居高不下和就业形势严峻等因素的影响，底层知识青年这一群体的规模与年俱增。今天的中国，谁要是再喊些“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口号，就算不被挖苦嘲讽，也鲜少有人附和响应。残酷的现实早已告诉人们，就算一个家庭倾尽所有供养孩子读书，最后也未必换得来家族命运的改善。对那些家境一般又没有背景的大学生而言，要想找一份体面得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买房买车的工作，绝非易事；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甚至“毕业即失业”。
决定一个人地位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先赋性因素”，即靠家庭背景；一个是“后致性因素”，即靠个人努力。先赋性因素作用太大，这个社会的流动性就小，继承性就大，也就是世袭性强。显然，在今天的中国，一个年轻人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来自于家庭方面的因素要远多于个人努力。“富者恒富，贫者恒贫，官员的子孙永远是官员，农民的后代除了做农民工别无出路”，一幅极致的阶层固化图正在现实中形成。无疑，这是一种身份时代的复归，是垄断机会、财富和资源的“集体世袭”。
底层知识青年的压力除了来自于客观上的高房价和难就业之外，整个社会金钱至上的成功判断标准，也是压在他们胸口上的巨石。“读了那么多年书，好歹也是一个大学生，挣得还不如一个农民工多”，相信不少人对这样的说辞不会陌生。
正是在前边所描述的那些骨感的现实面前，不少底层知识青年低下了他们高傲的头颅。被边缘化的他们，从来不甘心居于社会末流，但苦于上升渠道的日益窄化，事业和爱情一时都难以找到突破口。面对现状，除了无奈就剩无力的他们，只好在自怨自艾中舔舐伤口，在自嘲乃至自贱的集体狂欢中，寻求片刻慰藉——在此背景下，“屌丝”一词横空出世。有观点认为，“屌丝”的出现，既消解了当下流行的成功学镀金的虚妄，又拒绝了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庶民的文化胜利”。
底层知识青年中的另一类人，就显得更有反抗精神了，当然，这类中的不少人也会以“屌丝”自居。没错，我说的就是“政治控”，一类关心政治胜过一切的人，他们虽然遍布不同的年龄段，但在底层知识青年中应该比例会更大一些。就算自己是“吃地沟油的命”，也要“操中南海的心”，“政治控”们很少拘泥于具体的琐事，他们关心的大多是政治体制和社会思潮等关乎国族命运的宏观话题。举例而言，面对北上广严格限制外地人加入户口这一问题。
在这样的困境中，底层知识青年的痛感要远大于其他阶层，一方面，他们背负着整个家族改变命运的寄托，另一方面，整个体制却在他们通向成功的路上设置各种障碍，不断上演屡战屡败的人生悲剧。最近，有一家外媒观察到，高房价正在摧毁中国年轻人的梦想，长期遭遇不公而又没有改变现状的可能性时，底层知识青年的怨恨情绪只会越积越多，直至酝酿出难以预料和控制的结果。
青年人们的烦恼则主要来自于权力市场经济中的种种不公正。进一步说，这种不公正又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计划经济时代在不同阶层和地域之间设置的壁垒，至今尚未废除，给底层知识青年带来的“起点不平等”。于是，在现实中，生长在贫困山村孩子高考成绩明明要比大城市同龄人高的孩子，却不能像后者那样考进一所体面得大学的故事不断上演，对农村的孩子而言，他们“搬砖”的可能性要远大于那些城里娃。
另一方面，不完全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带来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带来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尚未完全摆脱极权政治“控制术”的青年人，跌进了另一个泥潭，在这个泥潭里，他们不仅要直面信仰迷失的虚空，而且还要遭遇物质（金钱）至上的资本奴役。尽管不少青年人反感这种生活状态，但面对来自于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压力，他们还是屈从了，在争做极致利己主义者的路上越走越远。然而，对于那些没有背景的底层青年而言，“机会的不均等”自此至终都伴随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他们拼命想挤入体制时，权力阶层封闭式的“代际传递”，早早地向他们关上了大门。即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有幸凭个人能力顺利通过独木桥挤进去，也只能长期停留在体制的末端，用自己的青春去换取那未必能等得来的职位升迁和处境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