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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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约前545年—前470年），字长卿，齐国（今山东广饶）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他是兵法家孙膑的先祖。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13篇，被重用为将。他曾率领吴国军队大破楚国军队，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近覆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孙武十分重视战争问题的研究，指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认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因而主张对待战争必须“慎之”、 “ 警之 ”，提倡“ 安国全军之道 ”(《 孙子·火 攻》)。“慎”,是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告诫“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警”，则是要加强战备，增强实力，要求“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九变》)。 为了探求预知胜负的途径，孙武正确地阐述了战 争胜利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因素及相互的辩证关系。他将客观因素概括为道、天、地、将、法“五事”，居“五事”之首的“道”既指修明政治(“修道而保法”)，也包括争取民心(“上下同欲”)和振奋士气 (“并气积力”)。他高度重视政治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触及到了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吴楚之战时，孙武以“民劳，未可，且待之”(《史记·吴太伯世家》)劝阻吴王暂缓攻楚,更进一步表明他意识到爱惜民力、争取民心的重要意义。他也十分看重军事力量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孙子·九地》)。他论述军事实力，注意到了经济因素，提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孙子·形》)，从土地、物产、兵源推算出军事力量的强弱。据银雀山汉墓竹简《吴问》载，他预测晋国六卿政治命运，也是通过对六卿实行的亩制大小、税率轻重、养兵多少作出判断的。他用“形”表示客观存在的军事实力，“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形象地说明了其内涵和作用。他还充分肯定了主观能力的发挥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孙子·计》)即通过主观努力，能动地创造和运用有利的态势。
孙武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 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孙子·谋 攻》),从而提出了不以直接交战的方式达成政治目的的“全胜”战略。他称不战而胜为“全”，战而胜之为“破”。主张对于国、军、旅、卒、伍，“全”为上，“破”次之。为达全胜目的，在战略谋划上要胜敌一筹，“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孙子·计》)；在力量对比上要处于优势，“胜兵若以镒称铢”；在战争准备上要周到细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孙子·形》)；在实行方式上则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谋攻》)。总之，要求达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孙子·谋攻》)。
作战指导思想 在作战指导上，孙武主张积极进 攻。在实施战略进攻时，要秘密决策，“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隐蔽准备，“形人而我无形”(《孙子·虚实》)；突然袭击，“敌人开阖 ，必亟入之” (《孙子·九地》)，“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同前)；打敌要害，“先其所爱，微与之期”(同前)；大胆深入,“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同前)；速战速决，“兵贵胜,不贵久”(《孙子·作战》)。在进攻作战中，孙武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是基于对当时国家经济承受能力和后勤供应的分析作出的抉择。因为“相守数年”的战争，“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孙子·用间》),“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一旦“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孙子·作战》)。又因为在后方供应上，“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因而要求“因粮于敌”(同前)。孙武强调进攻，但也不忽略防御，认为“不可胜者，守也”，要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以求“自保而全胜”(《孙子·形》)。如果兵处劣势,还应“逃之”、“避之”，以保存军力。
对于作战谋划，强调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先 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形》)，要看到地有“六形”，法有“九变”，谍有“五间”、将有“五危”、“六过”等。作战指挥,强调争取主动权,要明利害、识众寡、辨分合、察虚实、善专分。战术运用，要示形惑敌，奇正多变，因敌制胜。
孙武的治军指导思想是“令之以文， 齐之以武”(《 孙子·行军 》)。“文”指厚赏、爱 卒，“武”指重罚、严刑，二者相辅相成，“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同前)。对士卒平时要严格训练，严明纪律，战时才能步调一致，服从命令。因此，他主张“令素行以教其民”。他还注重将帅的选拔和任用，认为将帅是“生民之司命”，提出了“智、信、仁、勇、严”五条德才标准。
孙武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基础上的。他强调“知彼知己”，以庙算“七孰”进行对比分析，讲求“战道”，探索战争规律，要从弱强乱治的矛盾中看到向其对立面的转化，等等，这些都是具有思辨特征的哲学思考。孙武通过战争事物中对立范畴(敌我、攻守、全破等)的认识，揭示出它们之间的生克消长关系，从而衍生出对各种作战方式的描述，推动了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孙武的军事思想揭示了军事领域中一些带普遍性的规律，对指导军事实践产生了重要作用。在现代战争中，他所揭示的某些规律仍有其生命力，其中很多原则还被移用到经营管理、体育竞赛等社会生活领域，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政治家、军事家、学者的重视，是世界公认居于鼻祖地位的优秀军事理论遗产。
（一）兵家者流，用智为先
所谓“智”，是指智谋、知识和才能。孙子明确地把“智”放在“五德”之首，体现出“孙武尚智”的思想。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多次论及“智”的重要性。《地形篇》曰：“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九变篇》曰：“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孙子认为将者要认真研究，善于思考，通晓用兵的方法。在作战时要随机应变、灵活机动的指挥作战。
（二）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
《十一家注孙子·杜牧》曰：“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意即赏罚有 信，唯有如此，才能令行禁止。“信”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孙子讲的“信”主要有两方面内容：取信于人与施信于人。英国管理学家罗杰·福尔克说过：“世界上最容易损害一个经理威信的，莫过于被人发现在进行欺骗”。
取信于人表现在：其一，对内要做到“号令一也”。领导者要在下属中取得威望，有效地行使指挥和控制职能，就必须对下属讲求信用，以树立威信。要做到赏罚有信，赏罚分明，合理合法，公正无私。其二，对外要以“信”为本，要“重合同、守信用”。 “信”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体现在要施信于人。即要任人以信，就是要在用人方面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要充分相信下属，以使人尽其才。领导者面对的繁多事务，不可能事必躬亲，因此上级对下属的信任就显得尤为重要。信任是上级用以调动下级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一把钥匙。信任度越大，下属的主动性也就越大。只有充分施信于下属，授权于下属，下属才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干，领知遇之情，效报答之力，努力把工作做好。
（三）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
《孙子·地形篇》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古代魏将吴起治兵，对士卒施行仁德，正因为他能够“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所以士卒愿为之拼死作战，连战连捷，所向无敌。“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也正是因为岳飞的以仁治军，使岳家军上下同心，连胜金兵。孙子认为对待下属需以仁相待，尊重下属人格，关心下属疾苦，与属下同甘苦共患难，只有这样才能“上下同欲”以得人心，全体才会齐心拼搏，共同进步。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上下齐心，克敌制胜。
（四）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
杜牧曰：“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王皙曰：“徇义不惧，能果毅也。”所谓“勇”，是指将帅应具备的勇敢果断的品格。对于一个合格的将帅而言，既要有谋，也要有勇。《十一家注孙子·杜牧》中引用吴起的话说：“凡人之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勇者心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将也。”勇与智应统一起来，取得“智”的支持。有勇无谋是冒失，有谋无勇是腐儒。 领导者应决策果断。在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前，要敢于决断，敢于负责，以赢得战争的主动权。切不可犹犹豫豫，坐失良机。但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勇”并不意味着鲁莽，这里的“勇”应是有智谋条件下的“勇”。其二，是领导者应具备的开拓、创新精神，战争是残酷的，必将有胜有负。只有具备开拓、创新精神才能不断向前。而创新就必然会有风险，因此领导者还必须勇于承担风险，敢于向风险挑战，勿错良机。
（五）严者，以威严肃三军也
孙子在《地形篇》中指出：“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冶， 臂如骄子，不可用也。”军队作战，需要严明的纪律作为保证，严明军纪，严明法令，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是没有战斗力的。“严”是保证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只有“严”，才可以“服强齐众”；只有“严”，才可以统一全军行动和意志。经营企业也如同治军，也需要突出一个“严”字，只有用众以威，责吏从严，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才能保证企业在竞争中取胜。严治企业必须做到公正无私，切忌徇私舞弊；要坚持纪律而前人人平等，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切不可朝令夕改，也不可搞下不为例。另外，“严”不仅仅针对下属，企业家对自己更要从严要求，树立榜样。曹操“割发代首”以明军令，诸葛亮因错用马谡失街亭要地而引咎自责，贬官三等，都是古代将军严以律己的典型例子，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从严治企业的严肃性，取得良好效果。
(一)择人务要
“择人任势”、“择人任时”，择人是很有学问的。用人要知人。人才要从四方面去获知：德、才、能、资。关于德、才，孙子说“将”要具备“智信仁勇严”素质，这主要说的是就是德与才问题；能，能力，例如创新能力；资，资历，人的自然情况，包括学历、履历等。我们尽量要找上述四方面素质较好的人而用。但是，千万求全责备了，其中，资是参考的因素。看人才切忌主观随意性，戴有色眼镜看人，看不清真人才。更不要有成见得看人，要防止“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这样的事发生。人才的表现，有时受诸多因素影响，使人才表现扭曲，为此，看人才要全面，不能一时一事论英雄。
（二）用人之长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择人要讲德才，要扬才而用。责任不按德才标准不行，过分苛刻、求全责备也不行。天地无全攻，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根据被用者的德于其才之所长，把他放置到与其相适应的岗位上去，给予责，授予权，以充分发挥其智慧和能力。
一个人“全”是没有的，“长”是有的 ，任何人都会有，用人就要用其特长处。《十一家注孙子》中张预说：“任人之法，使贪、使愚、使勇，个任自然之势。不责人之所不能，故随材大小，择而任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刻。人才有高下之分，不能强其所不能，不能求全与他人。让一般的士兵去指挥全局战争不好，让将军扛炮弹也不行。用高射炮轰蚊子是浪费人才，用鸡蛋去砸石头，也不是正确的用人之举。 用人要用取所长，抑其短处。扬长避短，扬长补短。使干部的专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其不足在扬长中克服。用人不求全，人才总是会有缺点的，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我们在用人时也必须善待被用者的优点、缺点，看其主流，不要被对方的某些缺点蒙了眼。
（三）将能君不御
“将能而军不御者胜”（谋攻篇）将领精通军事、精于权变的做君主的不要干预将的行动，以保证将的才能能得到充分发挥。孙武提出的“君不御将”的思 想，反映的一个相宜授权的问题，体现的是一种授权的艺术。授权是指上级给予下属一定的权力和责任，使其在一定监督之下，处理问题有相当的自主权。领导层次愈高，自由的幅度就愈宽，酌情处理问题的余地就愈大，可能采取的授权的范围也愈宽广，就更要讲究授权的艺术。 第一，因事择人，视能授权。孙武指出了“君不御”的前提是“将能”。领导授权要视其“能”，就是看他是否有完成任务方面的专长和能力。授权不是提升职务，所以不必作全面考察，但必须根据具体任务的性质和特殊要求去选择能够独立胜任的人。只有择人恰当，知人善任，授权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第二，明确权责，适度授权。“君不御将”并非说“君”在任何事上都“不御将”，而是分清自己的职责，不去插手“将”工作范围内的事。对被授权的人要讲清所授予的权力和责任范围，讲清执行该项任务要达到的具体目标，让被授权人摸清领导的意图。同时，授权不是将自己的领导权力全部授给某人，而是将有关事项适当授予若干适合被授权的人。授权不能“越位”，不属于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事，不能授权。 第三，用人不疑，勿妄干涉。“不御”，就是授权后领导者不能乱加干涉，让被授权人有被信任感、安全感、责任感和认同感，从而充分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用而又疑，特别是在“君不知”的情况下盲目“御将”，搞瞎指挥，“将”就会提心吊胆，无所适从，“三军”就会“既惑且疑”，自乱阵脚。 第四，授权留责，监督控制。“君不御将”并不等于完全听之任之，不闻不问，推卸责任。授权以后基本职责还在领导者肩上，出了问题，领导者应勇于承担责任，这样下属才会乐意接受授权，并在接受授权后大胆地工作。但“放手”不等于“撒手”，“不疑”不等于“不管”，领导者仍需运用必要的监控手段，以避免偏离目标方向或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 “君不御将”的授权艺术，是领导者的分身术和成事术，对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培养锻炼下属干部，更好地完成群体目标，都有很大的作用。这对于现代的领导者，尤其是自以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领导者来说，是避免成为“事务主义者”的好方法和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