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布热津斯基提出媒介失控论。他的这一理论反映和代表了当今美国政治界和传播界许多人的态度和见解，受到了美国和西方政界的重视，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外交和传播政策的参考，进而影响到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大众传播活动以及传播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他的观点可以在《两个时代之间》、《运筹帷幄》和《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这些书中。
布氏的著作《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问世，立即引起西方舆论界的高度重视，美英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纽约时报》1993年4月4日的评论认为：该书“从思想和政治史的角度对冷战后的世界形势作了权威性的概述，是一部佳作。”1993年7月13日的《经济学家》周刊的评论指出：“布热津斯基的最新的一本书，内容相当奇特。尽管不乏有关的信息和闪耀着敏锐的观察力，但它的中心主题是深深地哀痛其同胞们的贪婪和自私，并对西方缺乏自我克制而无限悲伤。”
的确，这既是“一部佳作”，也是一首挽歌；既是“紧迫的预警”，也是现实的审判。说它是“紧迫的预警”和“一部佳作”，是因为当西方世界都沉浸在“苏联崩溃”的喜悦之中时，布氏首先看到了没有敌人的隐忧和可能出现的全球大失控、大混乱的局面，并大声呼救。说它是现实的审判和一首挽歌，是因为布氏虽然将西方社会的种种的弊端剖析得人木三分、淋漓尽致，但他开出的“处方”，既难以配齐也难以疗治病人膏盲的美国巨人。因此，说到底，这既是一篇措辞严厉的判决书，也是一首“哀痛”“悲伤”的挽歌。
在布氏眼里，美国利益不仅高于他国利益，甚至高于人类利益，而他分析问题也总是以是否符合美国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他最关心的是在21世纪美国能不能继续“位居第一”、把日本和欧洲远远地抛在后面?能不能仍然在全球发挥“催化作用”?至于采取什么手段夺得第一和“催化作用”，对别国将造成怎样的消极影响，布氏认为是不必认真的。对于美国大众传播尤其是视觉传媒对全球的议论、全球的认识、全球的价值观念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及世界许多
国家对于大众传播中的“信息不平衡”、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对本国文化多样性的威胁等现象的批评与指控，布氏非但未对美国传媒加以检讨、评析，相反倒打一耙。他认为，这是外国自己着意要模仿美国，以美国为榜样，并亦步亦趋。这种模仿之风涉及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甚至“还扩大到政治生活的形式和细微末节的方面”。还有，如果说美国的大众传播对某国的民族文化构成威胁，那么其他国家的文化也在影响美国文化，比如“纽约是半个欧洲的大都会，迈阿密则是一个半拉美的城市；而洛杉矶正成为东方的延伸地。”他甚至认为，文化多样性比单一民族文化要好，美国的“公开的多元文化就加强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有机联系。”布氏为何对强大传媒围剿下的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濒临消亡的事实和以及产生的不良后果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呢?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布氏还认为，全球性识字的普及造就了无数政治觉醒的群众，这些人“渴望着对他们的处境找出政治解释和作出政治矫正，从而引发出信仰上的激情和对现世乌托邦的寻觅探求”，“加速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范围内帝国的分崩离析。”这无疑也对“位居第一”的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构成了某种威胁。但是，布氏认为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电视煽动起来的“目前着力追求处于道德混乱中的物质享受的目标会带来风险”。这些风险表现为：“容易导致无理性的和逃避现实思想的新浪潮”；让穷人看到了“先进国家的阔绰富裕的生活方式”，激发了“一无所有的贫困之感”；这“就会无意地点燃沮丧的但不是有组织的妒忌之火，而这种妒忌反过来很容易被蛊惑人心的极端分子所利用”。所以，如果世界上再次发生大规模的穷人针对富人的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布氏的潜台词——电视是最坏的“颠覆者”和“教唆者”。所以，布氏最担心的是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大失控、大混乱中失去作为超级大国的“催化作用”。
纵观英尼斯、麦克鲁汉和梅罗维茨的媒介理论，我们会从中发现：他们都是科技决定论者，尽管他们的理论呈阶梯状排列，但走的却是同一条羊肠小道。在他们看来，传播科技是自发自生的，按照本身孤立的逻辑发展，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也不受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因此，媒介科技总是单独地影响社会环境和人类行为的变化。这种简单的因果推论，我们似乎可以称之为科技决定论的“因果模式”。
在70年代末期，西方传播学界出现了科技决定论的第二个模式——“征候模式”(Sw叩Lonndc脚de)。布热津斯基的媒介失控论堪称“征候模式”的典型。可以说，西方的传播学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都是“征候模式”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鼓吹者和拥护者。征候模式认为，传播新科技发明之后，是否被采用和推广，有什么影响和效果，不是由其本身决定，而是由各种社会力量决定。传播学者的任务在于，预测传播科技发展的效果和影响，并加以必要的干预或管制，以产生最大的正面的传播效果。但是，这种模式仍然主张科技是个人发明的，有本身的逻辑，只是传播科技的用法、发展方向与形式由社会力量(如法律、利益集团、社会习俗、组织形式等)所决定。这就是说，科技仍是造成传播效果的不可避免的重要原因，只不过传播效果的本质受各种社会力量所控制。
不论是因果模式，还是征候模式，它们都不承认传播科技发明的集体过程和社会作用，不追究产生社会影响或传播效果的社会复杂因素，更不会深人挖掘科技出现时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以及使用新科技的媒介机构与社会制度、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因为，谁都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追根寻底而打开“潘多拉魔盒”，从而弄翻他们乘坐的这条船。所以，我们不要指望西方的传播学者在媒介研究中彻底放弃科技决定论。否则，就太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