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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邓宁在一篇题为《解释不同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定位：一种动态发展路径》的文献中，研究了以人均GNP为标志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一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外资流人)以及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资本流出)与一国净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对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划分以及各阶段国际直接投资的特征和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顺序推移的内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释。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阶段——人均GNP低于400美元或等于400美元。不会产生直接投资净流出的现象，这是由于一个国家的企业还没有产生所有权优势。同时，在这一阶段外资总的流人量不大，也是由于东道国各种条件的制约。
第二阶段——人均GNP在400—1500美元之间。在这一时期内外资流人量增加，但主要是利用东道国原材料及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进行一些技术水平较低的生产性投资。在对外投资方面，东道国的投资流出仍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当地企业自身还没有产生较强的所有权优势，以克服进行国际生产的基本障碍。但是，即便如此，还是在临近国家进行了一些直接投资活动，并通过引进技术及进入国际市场等形式，来实现进口替代投资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三阶段——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由于东道国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大大增强，人均净投资流人开始下降，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增加。这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专业化国际直接投资过程的开始。
第四阶段——人均GNP在2600—5600美元之间。这一时期是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出的时期。随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始具有较强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并具备发现和利用外国区位优势的能力。
从总体上看，一个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状况和该国人均GNP之间的关联性，是从该国企业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企业三类优势变化而言的。
邓宁长期从事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问题的研究，并于70年代中期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认为，造成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基础与动因可概括为三类优势：即企业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对外投资活动正是为了实现和利用这三类优势。
一个国家净的对外投资状况，是通过该国企业在境外的直接投资总额与外国企业在该国境内的直接投资总额之差来反映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无论考虑的是累积投资存量，还是随时间变化的资本增量变动，都是由三类优势所决定的。
第一类优势是该国企业拥有或设法拥有至少是其它外国企业不能以此优惠条件拥有或设法拥有的资产或专利。由于这类资产被认为是由该国的企业所寡占的，并且至少有一部分有可能被出售给其它企业(Lall，1980)，因此被称为所有权优势。第二类优势是拥有这类资产的企业把这类资产的使用内部化，或把资产的使用权出售给其它国家的企业而受益。这种内部化优势反映出与作为资产调节和配置的市场机制相比，体现了跨国企业科层制度所具有的效率水平。第三类优势是该国的企业发现把它们的所拥有的任何一部分生产设施转移到该国以外进行直接投资的获利程度，这取决于该国区位要素禀赋的条件。
毫无疑问，企业三方面的优势不能分别单一地用来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企业唯有在同时拥有这三类优势时，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邓宁利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重新说明了在一个国家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类优势对该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以及这种状况的变化程度所起的重要性。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企业拥有的所有权优势越大，把所有权优势实行内部化的激励就越大，这样就越想在国外利用这些优势来进行国际生产。正由于这样的原因，假如一个国家拥有与之相应的条件，如各种优惠政策以及良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它就能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这样我们也就能在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内来说明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因，即某一个特定国家对外或对内投资状况的变化，可用该国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变化以及该国区位资源禀赋的变化这几方面作出解释。
尽管解释国际生产的三优势理论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但是从三者的概念性阐释来说，又必须对它们分别进行分析。显然，区位确定和跨国经营是一国企业在对外进行投资活动所作出的选择形式，而从理论上来看，至今还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对此作出系统的解释。就所有权优势而言，可以是由企业内部引起的，譬如企业所进行的产品生产的多样化技术创新等；也可以通过购买另一个企业来赢得所有权优势。可见，所有权优势无论是通过内部化还是外部化。都能增加企业收入，诸如专利权、商标以及营销管理就属于这一类。而另一种所有权优势是就企业范围的内部化而言的，它是通过企业科层经营的产物。例如，同一企业的产品加工一体化在不同的国家的分支机构进行，国际性生产的后向一体化和前向一体化的实现就成为获取内部化的收益的主要方式，并能够以此来确保其对投入和市场的垄断。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跨国企业经营多样化水平越高，通过内部化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就越强。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内部化范式更能解释一国企业生产的国际化程度。
包括邓宁对其上述理论作出的一定的修改，还有波特的竞争阶段论，都对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的小泽辉智(1992年)。小泽辉智的理论可以称之为新的综合的国际投资阶段发展论。其理论核心是强调世界经济结构特点对经济运行特别是对投资的影响，进而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模式。具体内容如下：
世界经济结构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①每一个经济实体内部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存在着差异。
②企业是各种无形资产的创造者和交易者。
③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的科层结构明显。
④各国经济结构升级和发展具有相应的阶段性和继起性。
⑤各国政策中有一种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的趋势。
在以上这些内容中，小泽辉智认为③和④最重要。前者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形式和速度；而后者则说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经验的积累。
在波特的竞争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四个特征明显的国家竞争发展阶段：资源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以及财富驱动阶段。
(1)资源要素驱动阶段。“当一个国家处于竞争发展的起始阶段时，几乎所有在国际生产中取得成功的企业，只从基本的生产要素中汲取竞争优势，无论是自然资源、适合某种庄稼生长的有利条件，还是充足和廉价的半熟练的劳动人口群。”波特认为，凡具有这些特征，就属于资源要素驱动阶段。因此，按照波特的观点，在这一阶段，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低廉的劳动等生产要素。处于资源要素驱动阶段的国家，虽然占有充足的自然资源，也可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人均高收入，但资源要素驱动型经济却是一种生产率持续增长基础薄弱的经济，是几乎所有的国家在一定时期都要经历的阶段。
(2)投资驱动阶段。在资源要素驱动阶段基础上，一国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有主动投资的意愿。通过改进基础设施和引进技术的投资，利用资源要素低廉的优势，从而推动经济的主要要素从初级形式提高到更高阶段。
(3)创新驱动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不仅利用和改进其他国家的技术和方法，而且也对技术和方法进行发明创造。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企业，它们继续在成本上竞争，但这一成本并非取决于要素成本，而是取决于同高技能水平和先进技术有关的生产率。
(4)财富驱动阶段。财富驱动阶段是一个最终导致衰落的阶段。即持续投资和创新动机已削弱，从而妨碍了增长的方式转移。
根据世界经济结构的特征，结合波特的竞争阶段论，小泽辉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模式只应是一种与经济结构变动相适应的资本有序流动。具体表现为：
①要素(资源与劳动)驱动阶段的国家，吸引的一般都是属于资源导向型或劳动力导向型的外国投资。
②当一个国家处于劳动驱动阶段向投资驱动阶段过渡时期，主要在资本品和中间品产业中吸收外资；与此同时，在劳动密集的制造品产业中，会产生向低劳动成本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③从投资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过渡时期，将会在技术密集产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与此同时，在中间品产业中会发生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