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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指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到1973年，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日本从此诞生和形成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层。
20世纪50年代，日本在经历了战后经济恢复后，各界开始对战前经济发展的目的进行深刻反思，主流思想逐渐由“强国论”向“福利国家论”转变。日本有识之士意识到建立福利国家必须提高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一桥大学前校长中山伊知郎和后来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相继发表了“提倡工资翻一番”和“我的月薪翻番论”等文章，但考虑到“资方”的反对，他们都主张工资的翻番要建立在生产率或生产总规模翻倍的基础上。其实质是通过经济增长实现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工资翻番应作为劳资双方的共同目标。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接下来的问题就成为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当时，关于日本经济增长的前景，曾出现两个派别：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不足即将出现和经济自由化造成竞争加剧，增长速度将放慢，即“增长到顶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新技术革命和现代化的影响下，民间设备投资将会猛增，日本经济增长潜力还很广阔，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率保持10%以上是可能的，工资将不止翻一番，并断言日本经济将处于一个“兴旺发展期”，这种观点被称为“高速成长论”。
这场思想界的争论的结果是，“高速成长论”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思想，池田勇人首相也是该理论的支持者，并在其执政期内推动了“计划”出台。从“计划”出台时的情况来看，作为近代发展起来的国家，日本的工业化进行得并不彻底，加之二战中国民经济体系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了二元结构状况。”二元经济结构现象的存在对身处不同集团中工人的就业和报酬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1957~1958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二战后首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日本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很大冲击：传统工业生产大幅下降，中小企业所受影响尤为严重，造成失业人数大幅增加。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对日本工业的影响逐渐显现，消费革命、能源革命的扩散迫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这也造成了传统产业逐渐退出，在此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失业。一方面是消费革命的呼之欲出，另一方面是二元结构和经济危机导致消费能力不足，产品滞销状况严重。在这种状况下，日本要想获得持续快速增长必须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至少要保障充分就业，而这也成为“计划”的基本目标。[1]
“计划”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所做的长远的战略安排，最终目标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准和实现充分就业。“计划”中的.倍增”不仅仅是劳动收入报酬倍增，而是国民收入总量的倍增，是为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增长所作的战略性谋划，故其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性的，其重要做法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
为从根本上解决当时企业层面的二元结构，“计划”特别提出要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主要举措是缩小规模差别，培育中间企业，促使零星小企业组织化。此外，在“计划”战略目标指导下，1963年日本出台了”中小企业基本法”，使目标实施有了法律保障，具体措施主要有：增加中小企业现代化设备等投资，帮助中小企业设备现代化；健全试验研究机构；进行企业合并和创办联合投资的企业；承包交易标准化，防止大企业拖欠承包款；健全企业组织，确保中小企业利益不受其他事业活动的侵犯；增加中小企业获得国家订货和劳务机会；总理府下设中小企业政策审议会。
2.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培养技术人才。
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提高国民素质是战后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计划”指出，振兴科学技术事业的基本问题是以科技教育为中心的人才培养问题、推进技术创新问题以及工业化顺利推进的问题。.在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本方面，“计划”提出要结合工业发展的需要增设理工科大学，增加职业技术工人的培养，增加.工业高中”的数量。在培养高级科研人才方面，要创造优秀研究人员得以充分发挥其能力的环境，加强培养研究型人才的研究生院的建设。
3.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同时产生公害、城市拥挤等问题，为此“计划”提出充实社会资本，强化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职能，具体提出了三个方向：增加应用于促进工业发展的最低限度的社会资本，加强道路、港口、铁路、机场、电信、电力、给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扩充应用于住宅、生化环境等设施上的社会资本，以此来缓解城市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增加在保护国土设施方面的投入，对过去长期忽视的噪音、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地基下沉等公害问题采取应对措施。
4.降低各种收入差距。
“计划”从缓解社会紧张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消除和纠正收入阶层和生产率的级差，地区间收入级差以及各种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计划”将确保国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和最低工资收入作为基础，提出促进劳动力在产业间和区域间的转移是消除这种级差的有效途径。为此，首先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职业介绍机构和安置机构；其次，加快解决成为劳动力迁移障碍的住宅问题，考虑制定既适合产业布局又与城市计划相协调的住宅政策；再次，考虑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失业问题，应加强中、高年龄劳动力的职业训练，健全失业者的保障制度。
“计划”的最终年份是1970年，从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增长来看，二者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1.6%和11.5%，按照这一增速计算，倍增的目标在1967年就已完成。从预定的计划指标看，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目标值低2.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高于目标值2.8个百分点。除农林水产业生产指数外，其他指标全部超过了“计划”设定的目标。
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府较好地协调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问题，收入差距逐步降低。为反映“计划”实施期间日本区域间与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变化，我们计算了县级人均GDP与工人月薪的变异系数，以及不同类型企业劳动力月薪的相对值。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下降，日本47个县级行政区的人均GDP和月工资水平的变异系数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分别由1960年的0.38和0.13下降为1970年的0.28和0.12。中小企业的月薪相对于大企业的月薪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1960年中小企业劳动力工资(月薪)相当于大企业的0.73和0.59，而到1970年“计划”结束时，中小企业工资的相对水平已达到0.85和0.76。从1961~1970年的10年间，普通人的收入翻了一番，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1.4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若将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前后对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将国民收入与各主要行业平均工资指数增长对比可以看出，1961~1973年间，日本GDP增长率和各主要行业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在缩小，甚至在1971年还低于工资率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计划”中虽未特别强调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但由于一系列政策的间接作用，收入分配格局得到很大改善，从右图1中可以看到，雇佣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在不断提高，雇佣者所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由1961年的49.3%提高到1973年的60.2%。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在超额完成既定目标的同时还为日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佼佼者奠定了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计划”期间在公路、港口、铁路、机场、电信、农林水产的现代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善。
(2)居民收入的提高引发了“消费革命”，高档耐用消费品需求增加，带动了日本制造业的全面升级，为其后期冲出国门，占领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
(3)“计划”期间在设备上的大量投资提升了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进而提升日本产品的竞争力。
当然，“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速度高于人们预期，政府与市场主体对问题估计不足所造成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工农业生产率差异未有效降低。整体上看，日本政府通过增长纠正级差的立场，缩小了工资差距，但由于偏重依赖市场力量，工农业间的生产率差距并未得到应有的缩小。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远远高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制造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呈现出一个“U”型变化趋势，“计划”实施前半段，制造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1966年后又开始上升，至1979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相当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7倍。
(2)公害与城市拥挤问题恶化。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是以重化工业的发展为主导的，各地形成了炼钢厂和炼油厂的联合企业，随之而来的是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扩大和加剧；农业部门开始使用汞化物农药和有机肥料，也导致环境破坏；大城市工业排放烟尘以及汽车普及都加剧了大气污染。由于对其危害估计不足以及佐藤内阁并未制定出有效应对政策，公害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恶化。例如，水洖病的危害不断扩散、药害.斯蒙病”的出现以及北九州食用油中毒事件，这些公害病造成成千上万人受害。
(3)通货膨胀问题未得到有效控制。1956~1960年，日本的物价水平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后，物价指数大幅提高，除1964年经济危机外，其他年份各类价格指数都增长较快，尤其是农产品价格增长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