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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体育，亦称商业体育，是一种追求竞技比赛票房价值、以商业牟利为目的竞技体育活动。职业体育与业余体育相对立。职业体育，曾经受到奥林匹克运动业余原则的排斥。在欧美西方国家，职业体育相当发达，在篮球、橄榄球、棒球、足球、网球、拳击、田径、赛马等项目上，均有职业体育俱乐部、职业球队或职业运动员。
职业体育与业余体育的区别：（一）参加者是否以此为生；（二）看其是否将运动训练目标作为运动训练的发端。
中国职业体育经历了萌芽期、动荡期，如今正逐渐的走向成熟和理性的阶段。
1992年，在邓小平“胆子要再大一点，步子要迈得更快一点”的指示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前身)在北京召开“红山口会议”。
1993年冬天，8支被称为俱乐部队的甲级队在广东集中进行了一次奇怪的比赛。然而，整个赛事仅卖出可怜的8张票。
1994年，由某跨国烟草公司赞助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大连、沈阳等12个城市粉墨登场，以此为标志，拉开了中国体育职业化的大幕。从计划经济下的只讲投入不讲经济回报，到一步迈向市场经济，中国足球无疑迈出了“惊险的一跃”。
中国人在摸爬滚打中已经摸出了职业体育的内涵：一，职业体育以职业俱乐部为实体，职业俱乐部依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为目的；二，职业体育以竞赛作为主产品；三，职业运动员以某一体育项目为谋生手段，运动员劳动力资本可以作为商品进行转换；四，职业体育具有商品价值和文化价值。
在中国体育改革之前，中国和原苏联及东欧国家一样，有专业体育而无职业体育。有人做过一个比较：同为国家队队长，戚务生要从三国时代开始踢球，才能够赚到德国队队长贝肯鲍尔那么多钱。由于后顾有忧，高水平运动员往往在运动高峰时便人心思动，退役而去。加之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以后，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夺金牌，国家体委制定了“金牌战略”，投资大、收益小的大球类项目首先被列为削减项目。由于这些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三大球失去了在亚洲的领先地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中国足球屡战屡败，国奥队、国家队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屡屡受挫，无数个“黑色三分钟”、“黑色九分钟”、“逢韩必败”、让国人对中国竞技体育非常失望。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1994年，中国足球率先踏上职业化道路，随后，篮球、排球、乒乓球、围棋也纷纷进行职业化改革，中国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职业化给中国体育带来了无限的繁荣：一，协会走上实体化道路，俱乐部体制基本形成。二，职业联赛已经形成规模化的专业市场，社会资金逐渐流向足球市场，整体上改善了体育运动的发展环境。经营中国职业甲A职业联赛的IMG与中国足协的第二个五年协议标的额接近一亿元人民币，ISL与中国足协签定的六年合作协议标的额约三亿元。三，商业化的经营机制已经初具雏形。职业化推动了体育经营市场和产业结构体系的形成，俱乐部自身经营素质和造血机能有了一定改善，其经营活动已经覆盖到比赛门票、广告、转会、商业比赛、电视转播和商务经营。
中国体育职业化从坚冰初破、波澜乍起到大潮汹涌，前后已经争论、探索了十年左右。在取得成绩的同时，难免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职业体育市场面临严峻挑战，国外大的体育公司虎视眈眈中国巨大的体育市场，本土企业存在着“不发展，即灭亡”的危险。
在中国体育界，也许没有什么比职业体育更能够吸引眼球了，尤其是职业体育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最引人注目的，是运动员的素质问题。职业化以后，球员身价扶摇直上，但与此不相称的，是屡屡见著报端的有关球员的个人素质的花絮新闻，“嫖娼事件”、“酒吧风波”、饭店群殴、殴打球迷和出租车司机、球员参与赌球、曲乐恒车祸惊曝黑社会内幕等，都表明中国球员缺乏自律精神。
其次，是逐渐浮上水面的假球黑哨问题。由于投资具有短期性，俱乐部为了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私欲膨胀，比赛中俱乐部贿买裁判员吹“黑哨”、“灰哨”，贿买对手“放水”或搞“君子协定”的猜测时常见诸报端，中国足球“扫黑打假”的呼声益高，最后以裁判龚建平被批捕而暂时画上了休止符。
中国职业体育的管理机制与职业化不相适应。目前转轨过程中的各个协会，兼有社团和事业单位（负有部分行政职能）两种身份，在行使职能过程中，难以协调国家体育职能部门与会员之间在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中国足协、篮协和会员俱乐部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利益纠纷。
中国职业体育的商业化运行机制有待完善。将体育推向市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实现该项目发展资源配置方式的转轨，从市场中获得发展动力，提高竞争能力和竞技水平，是推广职业化的目的。目前，仍有很多俱乐部不能以市场开发和经营来维持其生存，主要和中国体育俱乐部投资存在短期行为、电视转播权属和经营尚未定位、体育中介队伍发展缓慢几个因素有关。
需求层面
国内联赛竞争力较弱且替代品众多：在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无论是CBA还是CSL，其竞争力都远远落后于NBA和Premier League等联赛，在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的日益普及和流行中，国外优秀的职业体育联赛不仅竞赛水平高，而且非常注重需求市场的培育；而国内职业体育联赛不仅竞赛水平较弱，而且忽视需求市场的培育：俱乐部随意的更名、迁址，俱乐部与协会的冲突、俱乐部之间的赛场合谋等，所有的信息都在传输一个观念，国内职业体育联赛发育还较为薄弱，在纷纭复杂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制度层面
职业体育制度安排变更频繁，联赛稳定性较差：渐进式的改革使得中国职业体育的制度安排改变频繁，升降级制度和球员转会制度所引发的争论尤为突出。
供给层面
利益分割起争议，陷入职业体育供给困境：中国单项运动协会与职业体育俱乐部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协会的目标是希望通过职业化的运作方式，提高该运动项目国家队的竞技水平，实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目标；而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目标是通过职业体育提升投资企业的品牌、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协会与俱乐部的目标出现偏差；由于单项运动协会的管理者属于政府的委托任命，俱乐部对于单项运动项目协会的激励和约束力不强，因而在实践中时常可见俱乐部为了增强其对单项协会约束力的冲突。而另外一方面，由于单项运动项目协会与项目管理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单项运动项目协会负责联赛的组织、监督工作，而又将联赛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其下属的经纪公司，由于经纪公司与单项运动项目又构成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剩余收益的多少成了经纪公司、单项运动项目协会、俱乐部三家博弈的结果。很显然，俱乐部是拥有产出信息最少的博弈方，这必将对俱乐部的努力程度产生极大的影响。
欧美俱乐部在联盟层面合作，联盟是俱乐部的利益代表，每个俱乐部所有者类似委托人，联盟管理者则类似代理人，在联盟赖以生存的约束机制以制度的形式事先给定时（约束机制包括：球队数量、赛事场数、时间安排、场地座位容量、生产函数和投入如何集合的专门技巧，比如比赛规则），每个俱乐部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联盟层面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种合作必须是完全的，才可以实现每个俱乐部的利润最大化。
联盟和俱乐部的垄断特性：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的职业体育，最高顶级的联盟都占据绝对的优势，在投入市场和产出市场上均具有垄断的地位，从而能够压低投入价格，抬高产出价格，获取超额的垄断利润。尽管每个联盟在组织和管理该单项运动项目的职业体育发展中具有绝对优势的地位，但在整个职业体育大家庭中，各个单项联盟存在激烈的竞争，因此，在单个联盟中存在一些限制竞争的制度和行为，但对于消费者而言，则是一种福利的提升，是产品品质的提高。
联盟利益分配模式：对职业体育而言，无论是投资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同样是行家，都对其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拥有自己的发言权，同样可以对联赛水平评头论足、见仁见智。职业体育组织从本质上是一张“利益关系网”，是由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组成的特殊契约，涉及不同产权主体之间平等、独立的关系，意味着这一和约的每一个产权主体都具有平等的机会参与职业体育所有权的分配，即职业体育的效率应首先建立在利益相关者平等的位置上。
升降级制度：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升降级制度无疑有力的促进了联赛中最优秀的俱乐部和最差的俱乐部。但实施升降级制度同是也是对联赛监督机制的一种考验。对于处于中间地带的球队而言，既没有追逐冠军的热情也没有降级的危险，此时的俱乐部往往会成为降级球队、夺冠球队的游说对象，由此就很容易导致球队机会主义的产生。
主场领土垄断权：主场领土垄断权尽管限制了俱乐部的自由进出，但有效的促进了球队的区域认同性和需求市场的培养。
职业体育俱乐部是一种以经营某一高水平运动项目训练和竞赛，并开发训练竞赛及其附属产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殊体育企业，它具有一般现代企业的共性，也具有职业体育的特性。职业体育俱乐部主要由管理者和运动队两大成分组成。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表现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知名度和收益，而企业也可依托职业体育的平台获取体育赛事的直接收益。总而言之，各职业体育俱乐部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就是职业体育竞技水平与企业管理之间的竞争。俱乐部要想提高运动队的竞技水平，首要任务就是把各项管理工作放在重中之重，为俱乐部提供一个良性运转环境。
中国职业体育所出现的诸多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职业体育俱乐部产权不清，产权不清的最直接后果会导致利益的异体化，由此引发诸多矛盾。
职业体育俱乐部作为一个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俱乐部必须源源不断地获得资金注入，保持经济上的良性循环，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但是,由于受到内在和外在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目前中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融资状况出现了资金供给不足、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方式单一、融资结构不合理等现象。
中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经由原先的国家、省（市）队的事业型转变至现在的俱乐部的混合型，大多以企业集团资助型为主，单纯通过参与联赛维持经营的微乎其微，投入和产出很不平衡。这种不平等的存在使投资人目光短浅，只着眼于短期利益，没有长远的发展规划。针对这种盲目投资，缺乏正确经营理念的现状，俱乐部的目标要以社会、员工、运动员的多赢而非独赢为己任，并能坚持不懈。
（一）明晰产权，明确利益
在利益相互依存的各方中，任何一方的权利扩张都存在一个极限。对于协会而言，它是中国职业体育联赛的组织者、管理者和经营者，而对于职业体育俱乐部而言，它是我国职业体育联赛的参与者、经营者，二者在职业体育联赛的整体利益面前，在各自领域中寻找有限的权力扩张，才能带来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否则，任何一方的权力过度扩张，必将带来经济主体利益的减少，而且会增加利益相互依存的各方之间的矛盾和紧张。
如同其他所有的组织一样，在职业体育组织中，所有权和控制权处于分离状态，但所有者如何激励经营者，中国职业体育联赛管理人员的约束和激励机制都和一般的管理人员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中国，国际级别或者大型赛事往往是衡量其业绩的一个主要标尺，比如世界杯的比赛、奥运会的比赛，这就使得联赛的管理者缺乏相应的激励和努力。
随着职业体育的发展，职业体育的市场主体－－职业体育俱乐部日益完善，再加上中国《反垄断法》的开始和执行，俱乐部与协会之间关于控制权的纠纷仍将继续，这场关于利益重新分配的博弈，最终的结果应当是协会逐渐退出联赛的控制权，由市场上具有自由选择交易权利的俱乐部进行经营，那么有效率的公共品供给就会通过自由的产权买卖建立起来。
（二）加强惩罚制度，构建品牌
加强激励惩罚制度的稳定性，重塑联赛信誉，构建品牌赛事；要塑造一个健康正常的联赛氛围，首先必须加强协会层面的监管管理力度。其次，必须从制度层面形成健康运营的宗旨。在需求市场发育较为薄弱、资本市场较为疲软的时候，建议联赛的规模宜保持在一个较小的规模，重新考虑和深思升降级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第三，重塑联赛信誉，形成品牌赛事。一个有声誉的、健康的职业体育联赛可以在瞬间影响消费者的偏好，从而将联赛的差异程度“植入”消费者的意识系统中。
（三）培育社会关系，培育市场
体育的全球化发展以及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世界各项顶级联赛的忠实观众，无疑对本国的职业体育联赛的发展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体育的全球化发展也为推动和影响中国体育市场需求的培育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何在日益激烈的竞争面前树立独具特色的竞争实力，和当地社区、当地政府、当地企业建立紧密关系是关键，这也是美国和日本发展的经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