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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券是证明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据以向社会领取与他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那一部分消费品的凭证。劳动券不是货币，它是不流通的。劳动券最早是由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R·欧文在19世纪3O年代提出来的，在他创办的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中曾加以使用。欧文认为用标明一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券代替货币，能消除剥削，实行“公平交换”。欧文实验的劳动券是以直接社会劳动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实验归于失败。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欧文等有关劳动券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劳动券作为在劳动者之间分配个人消费品凭证的设想。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可以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其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其凭该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与其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部分消费资料。这里讲的计量劳动和分配个人消费品的证书，就是马克思多次提到的劳动券含义。[1]
(一)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劳动券构想
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必须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大量的商品生产者遭受亏本以致破产的命运。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致力于设计消除这一矛盾的方案，欧文提出的用劳动券替代货币的构想就是这样的方案之一。
1832年欧文提出公平劳动交换市场和实行劳动券制度的方案，并着手进行试验。按照欧文的方案，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价值按社会平均劳动计量，劳动券是载明生产商品的平均劳动时间的凭证。公平劳动交换市场按平均劳动时间评估劳动产品，生产者将劳动产品让渡给公平劳动交换市场以换取相应的劳动券;然后再用劳动券从公平劳动交换市场去换取能满足自己需要的产品。这些规定似乎与货币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的区别在于:商品与货币的交换要以满足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为先决条件的，而商品与劳动券的交换是无条件的。对生产者而言，商品能无条件地转化劳动券，私人劳动就能无条件地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的基本矛盾似乎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其实，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生产领域中就已存在，只是在流通领域中才暴露出来。用劳动券替代货币不可能消除这一矛盾，只不过是改变了矛盾的运动方式而已。矛盾运动方式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矛盾转移。商品转化为劳动券，并没有证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因而，这种转换只意味着私人劳动从一个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劳动券只不过是一种私人劳动的凭证。公平劳动交换市场接受生产者的商品以后，还必须用商品去回笼劳动券。但是，商品生产者将手持劳动券视为一种社会劳动凭证，只有当公平劳动交换市场中的商品能满足其效用最大化的要求时，才会用劳动券去交换商品。公平劳动交换市场上的商品只有通过与劳动券交换才能证明其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真正完成从私人劳动到社会劳动的转化。因此，劳动券介入商品交换过程，只不过是把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责任和责任由生产者转移给了公平劳动交换市场。劳动券以私人劳动凭证的性质流出公平劳动交换市场，又以社会劳动凭证的性质流人公平劳动交换市场，这种质的规定性上的逻辑矛盾是劳动券幻灭的内在根据。
(2)矛盾集中。在货币形态上，商品生产者独立承担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责任和风险，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分散在经济体系中的每一部分。在劳动券形态上，不同的商品生产者都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责任与风险转移给公平劳动交换市场，公平劳动交换市场成了整个经济体系中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集中承受者。
(3)矛盾激化。在货币形态上，每一个理性的生产者的生产决策都建立在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预期基础上，这种内在机制能较好地将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障碍控制在决策失误的范围之内，一般来说，不会给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造成大的震动。在劳动券形态上，生产者已无须考虑私人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大量的不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产品将因此澎涌而出，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将剧烈激化。公平劳动交易市场只能接受矛盾，积累矛盾，根本无力解决矛盾。大量的私人劳动产品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产品必然会迅速导致公平劳动交易市场的破产。欧文的公平劳动交易市场只苦撑了两年时间，便于1834年宣告破产，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总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用劳动券替代货币，实质上是用私人劳动冒充社会劳动，用掩盖矛盾的方法去抹煞矛盾，这是一种奇巧的社会魔术。企图用这种魔术去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那当然是空想。
(二)在非商品生产基础上劳动券的构想
马克思对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用劳动券替代货币的构想作了淋漓尽致的批判。但他认为，在商品经济消亡以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将不复存在，劳动券将取代货币。“在社会的公有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纸的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
马克思有关劳动券的构想，以其科学的商品理论和货币理论为基础，比欧文等人的劳动券构想要深刻得多。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各部门的生产由社会统一决策。单个的生产者不再有独立的生产决策权，他们的劳动不再是私人劳动，而是按统一的计划进行生产劳动，这种劳动直接构成社会劳动。“在一个集体内，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相反，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直接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如果生产者的劳动果真能直接构成社会总劳动，马克思的设想应当是合理的。
但是，在马克思的劳动券的构想中也存在着一个内在的逻辑矛盾。劳动券的存在表明生产者有独立的物质利益要求，劳动还是人们的一种谋生的手段。否则，劳动券便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生产者转换成消费者角色，用劳动券去换取社会产品的时候，他必然要求社会产品满足其效用最大化条件。因此，不是所有的社会产品都能回笼劳动券。可见，生产社会产品的劳动并非直接的社会劳动。首先它还只是一种私人劳动，只有通过与劳动券交易才能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劳动。商品经济关系并没有消失，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仍然存在。不错，单个的生产者按社会统一意志提供劳动，生产集体产品，这些劳动无须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便可以直接构成集体劳动的一部份，但这种集体劳动只不过是集体私人劳动，而不是集体社会劳动。生产者的劳动可以直接地构成集体劳动换取劳动券，但集体劳动不能无条件地转化为社会劳动，回笼劳动券。其后果是:(1)生产劳动效率低下。在欧文的模式中，私人劳动产品让渡给公平劳动交易市场需要经过一个评估程序。公平劳动交易市场不是按个别劳动而是按社会平均劳动认可劳动产品。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差额损益归生产者承担。这一机制刺激着生产者尽可能降低产品的成本耗费，提高生产效率，以避免差额损失，获取差额收益。但在马克思的模式中，生产者的劳动无经过评估程序，便可直接构成集体劳动，生产劳动所造成的损益完全由集体承受，这一机制刺激着生产者在职闲暇、浪费资源，甚至损公肥私等一系列不合理行为的发生，致使生产劳动效率十分低下。(2)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高度集中并异激化。按马克思的构想，整个社会只存在一个统一的决策机构，所有的生产者都是这个统一的社会机构的内部成员，都不存在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问题，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风险和责任集中由统一的社会机构承担。社会机构的决策权力无论多么高度集中，决策范围无论多么广泛，相对于消费者的社会需要而言，都只不过是一种私人决策。由于存在信息障碍，这种私人决策在品种、质量、数量等方面不可能与消失者的社会需要相吻合;由于存在动力障碍，劳动券所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必将大于劳动产品所蕴含的社会劳动量。因此，社会机构没有能力履行自己承担的责任，欧文所遇到的内在矛盾在马克思的构想中以改装的方式出现了。
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根据马克思的构想曾构造了一套计划经济运行体制。货币在国营企业之间成为一种劳动券性质的计价货币。实际运行过程中，国家计划往往适应不了复杂多变的社会实际需要，企业往往按自己的偏好追求产量或产值，超过国家计划，或者由于缺少动力而完不成国家计划。其结果是，工业报喜，商业报优，产品大量积压或大量短缺并存，这一系列奇特的经济现象只不过是欧文的公平劳动交换市场在一个极其广阔的社会经济舞台上的重演。这种体制的最终解体应该说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总之，当生产者没有独立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商品经济或许会消失，但劳动券已无存在的必要。当生产者还有独立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商品经济不可能消失，劳动券没有存在的可能。因此，在非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劳动券构想在理论上也是不能成立的。我们既无法用劳动券去掩盖商品经济存在的客观事实，也无法用劳动券去取消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正确的态度只能是依照商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去解决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