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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说型博弈指博弈者常常在不对等性的状况下进行的博弈过程，这种不对等性主要是指博弈方在实力上的差别，它是由博弈方在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程度决定的。[2]
劝说型博弈可以发生在合作性的协调博弈下，也可以出现在非合作性的囚徒困境模式下。当然，这种非合作性博弈与上而提到的囚徒困境博弈存在区别，从博弈的均衡结果看，它可能存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一致性，也可能存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背离性。
这种博弈形式可以用下表表述。
| B1(合作) | B2(不合作) | |
| A1(合作) | (4，3)* | (3．4) |
| A2(不合作) | (2，2) | (3，1) |
劝说型博弈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博弈。新制度经济学又称这种博弈为“盟主游戏”，它的特征在于非对称性：因为盟主比其他各方拥有更大的强制权力，它也掌握更多的关于自身实施强制行为潜力的信息，权力与信息的不对称性引起了对于声望、恫吓的投资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行为。
劝说型博弈中，合作的收益对其中一方来说是小的甚至是不利的，而对另一方来说则是大的。在上表中，国家A主导战略是合作。在确知国家A采取合作战略后，国家B可以通过不合作战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收益是4)。由于博弈双方的战略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局面，当国家A确知国家B使用不合作战略后，国家A也同样采取不合作战略，这样一来，对国家B来说，它的收益只能在2和l中间，这种结果是国家B最不希望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B来说，它的理想收益次序点是A1B1。因此，对国家B而言，与其采取不合作策略获得一时的最大收益而损害长远的收益，还不如采取合作取得次优的收益。这是理性的国家B在劝说型博弈中的主导战略。所以说，在劝说型博奔中，也存在一种纳什战略上的均衡，即A1B1，但是这种均衡状态下的收益对博弈中的双方而言不是同等的。
劝说型博弈一般是在国际体系中权力配置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的。强势国家或国家集团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特权利益实体，它从国际体系的稳定中能够得到巨大的收益，因此从成本和收益的核算角度，稳定国际体系的成本要小于它从现有国际体系中获得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特权国家往往愿意(并非一定)承担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治理的职能。
如前所述，“劝说型博弈”是一种非对称性博弈，这种非对称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合作主体之间的实力和地位不对称；二是合作主体获得合作利益不对称。合作博弈的结果只有一个纳什均衡解，但这个均衡结果对于强势一方而言是利益最优化状态，而对于弱势一方则只能是利益获得的次优状态。劝说型博弈一般是在国际体系中权力配置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的，博弈过程和结果是由合作双方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决定的。由于“劝说型博弈”的合作本质不在于相互信任或者利益协调，而在于国家权力配置的不对称。因此，在国际区域金融合作过程中，无论是初级金融合作还是高级货币合作，只要合作各方之间政治经济权力差距悬殊，是一种金融霸权和依附力量的关系，那么它们之间的金融合作过程就会演绎出“劝说型博弈”的过程。
从国际区域金融合作的实践来看，拉美国家的“美元化”就是一种带有“劝说型博弈”属性的合作过程。在“美元化”过程中，美国居于一强独霸的地位，其货币政策的选择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独享货币发行的铸币税收人，很大程度上利用着其他“美元化”国家的贸易和财政盈余。而其他拉美国家则处于金融合作中的依附地位，将本国的货币金融主权转移给美国货币当局，而自己只能被动地接受美国依据本国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制定的金融货币政策。这种博弈的均衡结果带给美国的是合作利益最大化状态，对“美元化”国家来说，用货币主权的代价换来的是一定时期国内金融的稳定，也获得了一定的合作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战略均衡结果只能是“美元化”国家的一种次优化选择。
拉美国家“美元化”过程中的“劝说博弈”机理在于：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政治经济实力超强，其发展和稳定客观上维护了国际系统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上，它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国际公共物品，这种国际公共物品就是“金融秩序稳定”，尽管这种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并不一定是非常牢靠的，它也并不必然就是理想的国际社会秩序。其实，拉美国家“美元化”选择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