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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焦虑是指民众对公共事务、公正决策（如公共资源、公共空间使用和分配不合理等）而产生的焦虑心理。“公共焦虑”的产生，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密不可分，考验的是公共决策能力。合理利用“公共焦虑”可以催生社会管理新思路。
雾霾天气击中民众的“污染焦虑”、食品行业的新国标制订引起人们“食品安全焦虑”、“限堵令”与“出行难”带来“拥堵焦虑”、“郭美美”事件和“河南宋基会”事件引发“公益焦虑”，公众对部分慈善机构、公益性事业的不信任感不断加强。这些纠结与争议的背后，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公共焦虑”。“公共焦虑”源于信息的不对称，继而产生不确定性和不信任感。
诸多公共焦虑的背后，是广大公众对公共事务决策更加科学、民主和透明的强烈期盼，发出的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亟须向深层次迈进的强烈信号。
要彻底改变越来越多的公共焦虑，关键在于决策环节的科学和可持续。
公共焦虑的特点是责任主体的多元化，相关事务不仅依赖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的决策与管理、服务，也要求每个参与其间的公众个人发挥作用。
一、群众“公共责任”意识的增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慈善、环保、食品安全等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大幅提高，群众权利意识得到增强，也变得更“敏感”，会用比过去更高的标准去衡量干部和政府。
二、部分领域公共决策的不广泛。公共决策的核心在于公共参与，不能让公众在决策过程中有‘被代表’的感觉。决策的参与面小，就会导致公众对决策结果不买账、不认可。
三、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不透明，也容易引发“公共焦虑”。一些政府部门和相关公共机构，决策程序仍是“信息单项发布”，对公众的疑虑和意见缺乏反馈机制。
四、公共决策的不尽科学，直接刺激了焦虑的发生。微博、新媒体的飞速发展，让公众有了更多更主动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但有些机构、官员仍习惯于“捂”“瞒”的应对策略，导致公共决策机制陷入被动。
负面 表达渠道增多，舆论场域变化，容易让某些诉求迅速“发酵”。这些资源用好了，公共治理工作的正面效应会倍增；而处理不好，负面效应同样不可小视。
密集出现的“焦虑”牵涉诸多领域，引发争议之强，会对政府部门公共决策造成强大的冲击力。“公共焦虑”的蔓延，表明作为社会情绪稳定器的公信力出现了问题。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公共决策环境恶化，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社会管理能力被不断削弱，最终政府公信力和公众权益也会受到损害。
正面 “公共焦虑”之痛可以促使一些领域产生新的公共治理思路。面对纷繁复杂的公众利益诉求，2011年，我国各地涌现出数万个“官号”的政务微博群体，受到公众关注，能够及时回应热点和社会关切，探索建立放手让公众参与的公共决策模式，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成为共识，成为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助推器”。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服务。只有让公众真正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他们才能增强对公共决策结果的信任感，切实认识到自己的权益和责任，既维护应有的公共利益，也不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才能真正打消‘公共焦虑’。
化解焦虑还应当探索推进新的公共信息交流模式。在公共事务领域，政府部门应将信息发布模式从以往自上而下的“决定-宣布”模式，转化为多渠道、多层次的“反馈-协商”模式。只有畅通公共信息通道，加强公众“社会心态”建设，才是“公共焦虑”最有效的“减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