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规模（public expenditur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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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支出规模”是为了反映政府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的职能基本上限于所谓“维持社会秩序”和“保卫国家安全”，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是比较小的。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和克服日益频繁的经济危机，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另外，GDP的增长，筹措公共收入的措施的加强，也从财源上支出了公共支出的膨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统计资料表明，公共支出无论是从绝对量还是从相对量（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在各国都呈现上升趋势。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经历了迅速增长和受控增长两个阶段。
根据分析以及结合当今世界各国公共支出的实际情况，可以总结出以下影响公共支出规模的因素。
它主要是指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和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对公共支出规模的影响等。瓦格纳认为，所谓的经济因素，则是指工业的发展推动了都市化的进程，人口的居住将密集化，由此将产生拥挤等外部性问题，这样也就需要政府进行管理与调节工作。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则用经济发展阶段论来解释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他们认为，从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这些投资，对于处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早期的国家进入“起飞”，以至进入发展的中期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在发展的中期，政府投资还应继续进行，但这时政府投资只是对私人投资的补充。无论是在发展的早期还是中期，都存在着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阻碍经济发展。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克服市场缺陷，也需要加强政府的干预。
发展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被划分为五个阶段，即早期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和生活质量阶段。从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到起飞阶段这一时期要求公共支出增长。在成熟阶段，市场体系比较完善，随着GNP的提高，社会总投资的比例提高，而公共部门投资对GNP的份额将有所下降。但公共支出的增长将从基础设施转向教育、健康和福利服务等方面，总的来说还是呈上升趋势。在高消费阶段和提高生活质量阶段，经济稳定和收入再分配方面的支出相对于其他公共支出有较大增长，因此，相对于GNP的比例也是有所提高的。这些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因素是影响公共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
政治性因素对公共支出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局是否稳定；二是政体结构的行政效率。
如人口状况、文化背景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共支出规模。
公共支出的向上刚性是指公共支出有向上增加容易向下压缩困难的特点，因此导致公共支出相对规模增长的趋势。皮科克（Peacock）与怀斯曼(Wiseman)的分析认为：政府喜欢多支出，公民不愿意多缴税，因此，当政府决定预算支出规模时，应该密切注意公民关于赋税承受能力的反应，公民所容忍的税收水平是政府公共支出的约束条件。
公共商品产量水平相对规模的扩大，可能由需求的更快增长引起，还可能由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两者同时引起。
相同的公共商品产量水平需要不同的公共支出水平。
人口增长促使公共支出增长是一个较为直观的事实。这种增长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来考察。人口总量的增加要求公共劳务增加。从结构考察，人口中的某些人的增长，或某一地区人口密度增长对公共支出的影响。
公共支出规模的衡量分为两种：
它是指财政年度内消耗性支出和转移支出的总和。公共支出的绝对规模越大，表明政府的活动范围越大。于是，消耗性公共支出的绝对规模大体上反映了公共部门提供公共劳务的数量、公共转移支出的绝对量反映了政府从事收入再分配活动的规模。
它是指当年的公共支出量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公共支出的相对规模只是近似反映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反映政府活动对经济的全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