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债排挤效应
公债排挤效应(Crowdingou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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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公债排挤效应[1]
公债的排挤效应是指公债的发行会引起非政府部门投资的相应减少，即发行公债而增加的政府支出挤出了非政府部门的部分投资。
公债排挤效应的内容[2]
当政府实行一项支出方案，无论是采取税收还是采取公债的方式筹措资金，都是把生产资源从私人经济转移绐政府使用。一般认为，在采取税收方式时，转移的生产资源主要是来自私人消费的减少，而在采取公债的方式时，政府同需要借款投资的私人企业争夺借贷资金，因此认为公债主要对私人投贺发生彭响，造成资本形成的减少，在西方财政理论中称之为公债的排挤效应(Crowding-out effect)。
从公债的排挤效应可以说明两点：
(1)政府发行公债筹款，将给后代遗留较少的资本设备，因而后代人的实际收入将低于不发行公债筹款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水平。这是公债造成后代的负担。
(2)政府发行公债筹款，抑制了私人企业的投资，因而减低了政府赤字支出对扩大社会需求和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公债的排挤效应是由于利率的变动，当政府增加对信贷的需求，利率必然上升，如果利率上升，私人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即将减少。西方的合理预期学派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是以李嘉图的等量原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作为根据。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曾经指出，政府发行公债筹款，以后逐年征税偿付本息，同现时一次征税是相等的。偿付公债的逐年征税的现值即等于当时征收与公债数额相等的税款。因比，政府筹措资金的方式，或者是当时征收一次的税，或者是当时借债而以后分期征税摊还，在两种情况下纳税人财产净值的减少是相等的。合理预期学派认为，在政府发行公债、增加预算赤字支出时，人们会认识到将来的税收就要增加，并会计算出将来增加税收的现值等于在当前征税情况下所要支付的税额，因而相应减少他们的消费，以备以后的纳税，或者作为增加留给后代的遗产，用以支付将来增加的税收而避免降低后代的消费水平。因此，征税和举债筹款的经济影响是相等的，不会发生公债对私人投资的排挤效应。
但是，西方大多数财政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建立在不现实的假设上面，一般消费者不会预料当时政府举债筹款的未来后果，也不能确定未来的税法和税收负担的分配，而且公债的将来偿付可能通过举借新债而不通过增加征税，未来的债务也可能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这些因素使纳税人不会对政府纳税和举债作出相等的反应。
公债的排挤效应是近年来在西方财政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发行公债吸收市场借贷资金，引起利率上升，将挤掉一部分私人的投资，但是利率上升会造成储蓄和借贷资金的增加，因而私人投资减少的数额小于政府举债所吸收借贷资金的数额，政府举债支出比征税支出仍有着扩大社会需求的作用。
按照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利率表示储蓄者贷款的收益率，也是借软的价格，因此，利率越高，储蓄的数额越大，而愿意借款的数额则越小。如果政府进行赤字支出，对借贷资金的需求将按照预算赤字的数额增加，所造成对借贷资金的超额需求，由于借款者之间的竞争，将导致利率的提高，有些借款者势将减少他们愿意借款的数额，这种借款数额减少的过程将持续到对借贷资金的超额需求消除为止。
假如政府没有预算赤字时，市场利率为8％，储蓄和借款的数额为1000亿美元，现在如果政府预算赤字为400亿美元，则要求1400亿美元的借款超过了1000亿美元的储蓄，这种对借贷资金的超额需求将促使利率上升到8％以上，因而减少借款者愿意借款的数额，借款者可能在利率8％时愿借1000亿美元，但在利率996时只愿借850亿美元。
利率的上升也增加人们储蓄的愿望，假如在利率为9％时，储蓄为1050亿美元，利率将继续上升，直到对贷款的超额需求消除为止。假定利率上升到1096，储蓄的数额增加到1100亿美元，其中政府将借债400亿美元，私人将借用其余的700亿美元。这就是，预算赤字400亿美元，将会挤掉私人投资300亿美元，因为私人借债由原来1000亿美元减少到700亿美元。下图说明政府举债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排挤效应。
在图中，D线代表私人投资者对贷款的需求曲线，S线代表储蓄者对贷款的供给曲线，贷款的需求和供给的均衡数额将为Lo，利率将为Ro。D'线代表私人投资加政府公债对贷款的需求曲线，D'线与S线的交点为增加后的贷款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利率上升到R1，贷款数额将增加为L1，在这个贷款数额中，政府借债为L1—L'1，其余部分即O—L'1为私人投资者的借债。政府借债挤掉了Lo—L'1的私人投资，说明公债对私人投资的排挤效应。
公债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区别[3]
在平时我们所接触到的经济学书籍中，有关公债“挤出效应”的探讨比比皆是，然而，有关公债“挤入效应”的探讨却不多见。所谓公债的“挤入效应”，是指政府发行公债会诱使全社会私人进行投资、从而使得全社会的私人投资增加和社会总体资本增加。一般来说，公债在两种情况情况下会产生“挤入效应”：其一是当用公债融资的政府支出形成了公共资本，且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有了互补性，能够提高私人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私人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诱使私人企业增加投资时，公债的“挤入效应”就会产生。而且如果由公债融资的政府支出用于技术乘数和关联度都比较高的公共资本品如基础设施等项目时，就会产生更大的公债“挤入效应”，往往可以带动一系列的相关投资；另一种情况就是政府发行减税公债，并且减税公债的目的在于降低企业的所得税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税负，而不是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企业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相对增加，企业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也相应提高，此时的减税公债也会产生“挤入效应”。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无论哪种情况的“挤入效应”都会有一定的约束条件，那就是社会上必须有充裕的闲置资金以满足政府的债务融资需求，并且利率不会上升到阻碍私人企业的投资。
而所谓公债的“挤出效应”则是指由公债融资的政府支出增加扩张了有效需求，导致利率上升和私人投资下降，其结果是总支出和社会总需求并没有增加多少甚至根本没有增加，即公债融资的政府支出的增加把一定量(甚至全部)的私人投资挤掉了。同公债的“挤入效应”一样，公债的“挤出效应”的发生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其最终结果如何取决于公债融资的政府支出的增加程度、货币需求对利息率的弹性和投资需求的利息率弹性的综合作用。一般认为，在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生产能力闲置、总需求不足，不容易发生公债的“挤出效应”，这是因为此时需求不足，需求水平的提高可以启动闲置的生产能力，从而提高总体产出水平；而当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时，则易于产生公债的“挤出效应”。但是这种分析是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如果从长期来看，公债融资的政府支出被用于人力资本积累、科学技术的提高、公共物质资本等“公共资本品”方面，会引起充分就业产出水平的提高(即潜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即如果资金使用得当，不但不会产生公债的“挤出效应”，反而会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