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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乔治敦大学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R·S·克莱因(Ray S.Cline)在1975年出版的《世界权利的评价》和1981年写的(80年代的世界国力趋势与美国对外政策》中,从政治结构上论述了国际冲突中的国家实力的概念。他指出“在国际舞台上的所谓实力,简言之,乃是一国之政府去影响他国政府去做本来不愿意为之的某一事情之能力,或是使他国不敢去做本来跃跃欲试的某一事情之能力,而不论其影响方式是利用说服、威胁,或明目张胆的诉诸武力。” [1]根据这一观点,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综合国力进行系统的定量比较和分析,认为综合国力分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部分,这两部分可以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一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测算综合国力的方程为:
,即综合国力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乘积。
式中:PP是指现实的国力而不是潜力;C(Critical Mass)为基本实体,E(Economic Capability)为经济实力,M(Military Capability)为军事实力,S(Strategic Purpose)是指精神力量包括战略目标,W(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为追求国家战略的意志。 各要素的指标体系和所规定的标准得分如表1所示:
指标合成的方法是:
显而易见,克莱因认为综合国力是一国强制另一国服从自己利益和意志的能力,并且把人口、土地、军事实力作为评估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出发的评价体系。
克莱因按照他的“综合国力方程”计算并对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排序,如表2所示:
按照克莱因的“国力方程”评估,20世纪7O年代末8O年代初,以基本实体(人口+领土)测算的中国国力,位于前苏联、美国、巴西之后,位居世界第4位;以经济实力测算的中国国力,次于美国、前苏联、前西德、法国、加拿大、日本、居世界第7位;以军事实力计算的国力,仅次于前苏联、美国,是世界第三军事大国;以基本实体、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加总之后计算的国力,也仅次于前苏联、美国,居世界第3位;以国力方程最终评估的综合国力,排在前苏联、美、巴(西)、前西德、日、澳之后,居世界第7位。[3]
克莱因对综合国力的评估方法,在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对以后的有关综合国力的定量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迄今为止,不少学者所提出的综合国力评估公式,仍未完全脱离它的计算模式。但克莱因模型由于其创立的历史背景及创立目的限制,该模型在很多方面的缺陷也是值得探讨的。
1、研究综合国力的目的具有明显的片面性
克莱因在《80年代的世界国力趋势与美国对外政策》中毫不隐讳地说:“有关国力的研究,即是对发动战争的能力的一种研究。”“最重要的事是如何去认清国家目标并研判能否达成此等目标。”他在该书最后一章中,为美国政府献策:为称霸全球,必须建立“三洋大联盟”……他还宣称,该三洋大联盟之使命,是结合彼此的海军实力,用空军战力予以支援,确保各盟国之间海运贸易航路的安全。克莱因强调,此联盟并非旨在对付苏联集团,他认为只要这些由国家以如此方式团结一致,并确保经济的不断繁荣进步,自可促使社会主义制度“趋于瓦解”。[4]
可见,克莱因研究国力的目的是为美国和西方的“强权政治”服务的。
2、忽视了“科学技术力量”这一重要因素
“科学,是指‘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技术,‘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 '”邓小平同志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推动社会发展,使世界发生深刻变革。优先掌握科学技术者,在未来综合国力竞争中将居于领先地位。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据统计,美国国民经济从20世纪7O年代起,平均每年增长3.5%,其中有1.8%来自新科技进步的贡献。日本在1965—1970年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实际增长率平均每年为11.6%,其中4.4%是靠科技进步因素取得的。日本9O年代的经济增长,据说有65—70%左右要靠科技进步的力量做贡献。据世界银行测算,从2O世纪5O年代到7O年代,发达国家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为50%,80年代以来则达到70%到80%[6]。世界各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综合国力不等,但都选择了积极开拓高科技发展道路,汇成了高科技竞争的巨流。高科技是2l世纪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未来国际综合国力较量的总流向是:军事战一经济战一科技战。[6]
3、克莱因公式是静态的,即没有从时间流程变化来估算综合国力,无法评价同一国家在各不同历史时期的综合国力变化状态。[5]
综合国力系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综合国力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6]一是因为综合国力系统内的各构成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其中某一要素的变化,必然引起其他要素,乃至引起综合国力系统的整体性变动。例如经济实力的增强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而军事力量的增强能够更好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二是因为综合国力系统及其构成要素的状态是随时间而不断变化的。
4、综合国力评价系统应该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系统,而克莱因的理论模型只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弱国无外交”。要努力发展经济和科技,增强综合国力,开展以实力为后盾的外交。只有这样,才能增加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说话的份量,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反过来通过外交可以达到与他国或其他集团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目的,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5、过于注重人口数量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口的质量问题。
在综合国力中,人口数量确实占有重要份量。人力资源是资源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数量很少的国家,是很难挤进强国之林的。一定的人口数量是保持国力强大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基础因素。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就中国而言,1949年,中国的人口数量就居世界之首,然而综合国力却排在12个人口远远少于中国的国家之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制约因素。当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处于动态平衡时,人口发展会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当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失去平衡,就会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滞乃至衰退。[6]比如我国人口基数大,许多经济指标的总量虽然不低,但在人均占有的指标上强度被明显地弱化。
因此,在克莱茵的国力方程中仅考虑人口总量而不考虑人均量问题,是无法更真实有效地反映一国综合国力的实际情况的。
6、过于注重资源因素和军事力量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
这些因素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有影响的。但不是主要因素。随着科技的发展,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步降低。比如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贫乏,但其经济发展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被人们所利用的原料、材料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不仅有大量自然物质,而且有许多人工合成的物质。
事实说明,在当今,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核世界里,以军事实力为中心的国力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像美国这样一个手拿原子弹的超极大国,在印度支那打了那么多年的战争,竞吓不倒越南这样一个小国。
7、没有把社会体制因素纳入其中,S、W系数虽有所涉及,但又含混不清,依据不足。
特别是对中国综合国力的评估中,按克莱因所赋予S、W 的涵义及所给的系数,前西德为1.5,日本、巴西为1.4,前苏联和澳大利亚为1.2,而中国仅为0.6,显然有其偏见,从而大大低估了中国的综合国力。 其战略目标、国民意志、政府要素、政策水平等要素也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统一的估价标准,因而克莱因评分往往带着各评分人主观臆断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