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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贷型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引致投资增长过速和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
(1)投资的快速增长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在经济过热时期，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大幅度上升。 1983-1985年的3年间，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0%、41%和65%；1988年，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高达 53%；1992-1996年的4年间，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达到39%、81%、46%和51%。 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7%，远远高于消费的增长，也远高于9.1%的GDP增长率。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又增长了25.8%，也远高于9.5%的GDP增长率。这种变化的最直接结果是，投资率进一步提高，而最终消费率下降。
(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提高(从而GDP增长率的提高)与贷款增长率的提高相关程度非常高。通过对1980-2003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贷款规模与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987，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高达0.996,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987。由于二者相关程度极高，以投资规模来预测贷款规模，误差极小。
(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过高常常与通货膨胀相联系。在大量运用信贷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条件下，由于信贷资金存在货币乘数效应，因此，很容易引致信贷资金投放过多，并由此引致通货膨胀。在20多年的历史中，凡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速时，都伴随有物价的明显上升。
2.收紧信贷成为抑制通货膨胀、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宏观调控机制。
(1)投资增长率快速回落的负面影响。既然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赖于信贷资金支持，那么，随着信贷紧缩，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自然下落。但是，在这种下落中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在信贷收紧过程中，随着货币乘数反方向的作用，信贷资金有着加倍收紧的效应，因此，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紧缩程度也可能有着加倍收紧的可能。二是在信贷收紧程度致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幅缩减的条件下，一些投资项目可能因资金供给不足而被迫缓建或停建，由此造成已投入信贷资金转化为不良贷款，固定资产投资效率明显降低。据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相关数据分析，90年代初，我国投资每增长1%，可推进GDP增长0.55%左右；但近年来投资每增长1%，GDP的增长却只有0.34%左右。在投资效率下降的同时，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弱化。20世纪8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1%，可增加约240万个就业岗位，而现在只能增加100万个就业岗位，就业弹性明显下降。
(2)物价大幅下落的负面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来，1990年和1996年，分别发生了物价负增长的现象，扩大内需或为保障GDP增长的一个主要问题，由此，给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难题。
(3)政府行政机制的强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信贷紧缩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机制的结果。与此对应，再次放松信贷规模也需要运用行政机制。
大量依赖信贷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严重忽视资本性资金在经济运行中和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引致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均严重缺乏资本性资金。1995年以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存差现象严重，2004年底存差已达到近7万亿元。但与此同时，众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却严重缺乏资金。资金相对过剩，实际上是债务性资金相对过剩；资金相对紧缺，则是资本性资金相对紧缺。在此背景下，运用信贷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一旦投资项目难以竣工，就意味着银行贷款的损失；同时建设项目投入运营后，相关企业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一旦经营出现亏损，难以如期偿付本息，银行贷款将随之转化为不良贷款。
偏重信贷型投资，也压抑了金融机构自身的资本性资金增长，给金融机构的运营留下严重隐患。2006年12月，中资商业银行将结束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此后，我国境内的商业银行将严格遵守8%的资本充足率规定。但到2004年底，绝大多数中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仅为5%左右，这意味着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这些商业银行实际上已失去发放贷款的资格。如果中资商业银行要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按照2004年底的贷款余额计算，需要补充资本性资金 8000多亿元；如果再加上2005年预期增加贷款2.5万亿元，需要增加资本性资金2000亿元。这个资本性资金的缺口，总计在1万亿元以上。如果这个缺口不能在今明两年内得到弥补，2007年以后我国境内的贷款市场就将拱手让给外资商业银行，其后果不堪设想。